1.1   研究背景 

我國經濟目前還處于轉型期，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尚有待健全和完善，再加上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使得融資難成為企業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相對于其他融資方式而言，商業信用融資具有自身的成本優勢，企業之所以運用商業信用就是因為其成本優勢的存在（譚小平，2007）[1]，再加之手續簡便，容易獲取，因此商業信用融資成為一種簡單、便捷、低成本的短期融資方式。商業信用融資在緩解企業信貸配給壓力，改善企業融資狀況和資金周轉壓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因此商業信用融資受到企業越來越多的重視。如何以較低成本獲取規模較大的商業信用融資成為企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從 2008 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的發布，到 2010 年《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實施，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基本建成，“內部控制”再也不是制度簿上的四個大字。在解決企業的相關問題時，融入內部控制的考慮，成為一種探求趨勢。 事實上，交易各方之間的信任關系構成了商業信用存在的基礎，而這種信任關系的建立和延續需要企業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以降低他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保證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真實可靠是內部控制的基本目標之一，高質量的會計信息需要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來保證。內部控制一方面提高了企業財務信息質量，降低了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強他們之間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內部控制能夠提升企業對風險的防控能力，填補管理漏洞，提高經營效率，從而改善企業財務績效，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企業的償債能力。因此，客戶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企業信用決策的重要依據。 當前主流的企業融資理論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社會化不足”的研究范式，主要關注經濟制度和正式制度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對非經濟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考慮不足（李四海等，2012）[2]。而對于任何一個組織而言，其經濟行為總是嵌入在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必然要受到其所嵌入的社會環境的影響。為此有必要將企業的財務行為嵌入到社會結構之中，研究社會環境對企業財務行為的影響，以拓展傳統融資理論的研究視野。社會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對地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信任”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對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起到決定作用（張維迎和柯榮住，2002）[3]。張維迎和柯榮住（2002）[3]在《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一文分析了地區信任的影響因素和形成，但該文沒有分析地區信任度對企業交易行為有何種影響。

..........

 

1.2   研究意義

一方面，針對傳統融資理論“社會化不足”的研究范式，本文從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外部環境和內部制度兩方面來研究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拓寬了關于商業信用融資的研究視野。本文在研究商業信用融資這一企業財務行為時融入了社會信任的考慮，為研究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增添了新的研究視角，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研究的相關文獻也是一個補充。此外，本文通過實證方法研究了社會信任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在當前轉軌經濟背景下社會資本等非正式制度對企業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當前仍有很多人對內部控制持懷疑態度，認為內部控制抑制企業經營效率，限制了企業的快速健康發展。本文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考察了內部控制與商業信用融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內部控制與商業信用融資規模顯著正相關，與商業信用融資成本負相關，說明內部控制對于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積極作用，對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否提高商業信用融資規模、降低融資成本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從而使企業出于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商業信用融資狀況的目的而提升其內部控制水平，有利于《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的全面實施。同樣的，這一研究也能夠增強關于社會信任和內部控制質量經濟后果的認識。

...........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商業信用融資相關研究 

在完全資本市場中，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等債權人可以獲取債務人的全部信息，此時債權人可以根據識別的風險水平進行信貸決策，在這種理想狀況下信貸資源配置效率最高，銀行等金融機構就能夠滿足市場的融資需求，商業信用就不會產生。但是完全資本市場只是理論界提出的一個理想化狀態，信息不對稱問題無法消除，銀行信貸資源配置的缺陷也就產生了，這包括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此商業信用就應運而生。關于商業信用融資動機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歸納起來主要基于以下兩種理論：Schwartz（1974）[6]最早提出了商業信用融資優勢理論，認為供應商比外部第三方資金提供者擁有更多信息優勢。Petersen 和 Rajan（1997）[7]對美國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狀況分析后發現，從融資動機角度來看，由于供應商對買方的相關信息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對買方的償債能力有更為準確的分析，并能夠控制違約風險，所以供應商向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Fabbri和 Menichini（2010）[8]的研究也同樣發現，由于供應商相對于銀行的信息優勢，因此能夠降低違約風險，同時也可以把商業信用作為一種促銷手段來擴大銷售，提高市場份額。

..........

 

2.2   社會信任與商業信用融資 

企業債務融資的一直是財務領域研究熱點，有學者研究了社會信任與其之間的關系。孫錚等（2005）[42]通過研究發現在債務融資水平和結構方面不同地區企業具有很大差異。在研究這種系統性差異時，多數學者從正式制度因素考慮，如債權人保護制度等，對非正式制度因素考慮較少（張敦力和李四海，2012）[43]。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社會信任是一種重要的非正式社會制度，通過提供穩定的心理預期，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和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Williamson，1975）[4]。Williamson （1991）[44]認為，如果經濟活動中存在“可被信任”聲譽的交易方，交易成本將會降低，降低交易成本的企業由此得到較好業績，相反，信任缺失將會增加額外成本，甚至交易失敗。劉鳳委等（2009）[5]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信任能夠顯著降低交易成本，這包括：交易前的信息搜集成本，交易后的控制成本和協商成本。因此處于社會信任度較高的地區，資金配置效率較高，而且借貸期限更長、借貸成本較低，在企業使用成本較低的債務融資方式的同時，為了傳遞出愿意接受債務約束監督的信號更加傾向于增加負債（潘越等，2009）[45]。郭麗婷（2014）[46]也發現社會信任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方面起著關鍵性作用。 商業信用融資作為債務融資的一種，研究社會信任與其規模的文獻還比較鮮見，多集中于與其成本的關系。陳運森和王玉濤（2010）[47]認為，對企業與供應商來說，不同的商業信用模式代表不同的保障水平，交易中越缺少信任越需要更多保障，應付賬款和應付票據具有“先發貨，后付款”的特點，而預付賬款則相反，是“先付款，后發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供應商對企業的不信任。同理，對供應商而言，由于票據可以轉讓和貼現，所以保障程度較高，但對付款方而言，由于供應商對企業的不信任，為了達到延期付款的目的很可能被要求使用票據結算，而票據結算簽發手續較多，增加了流通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此外帶息票據直接增加了融資成本（劉鳳委等，2009）[5]。李四海等（2012）[2]認為商業信用融資模式是市場主體在交易過程中內在選擇的結果，而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會信任資本之上。王偉（2015）[48]以 A 股上市的民營企業為研究樣本，從企業微觀層面探討社會信任、政治關系對民營企業商業信用模式的影響及兩者對民營企業績效水平的作用，發現地區社會信任度越高，該地區民營企業將越少采用具有較高成本的商業信用模式，如應付票據、預付賬款等，具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較少采用具有較高成本的商業信用模式。   

.......

 

第三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15 

3.1   相關概念界定 ..... 15 

3.2   理論基礎 .... 16 

3.2.1   信息不對稱理論 ........ 16 

3.2.2   信號傳遞理論 ............ 16 

3.2.3   內部控制理論 ............ 16 

3.2.4   商業信用融資相關理論 ..... 17 

3.3   制度背景 .... 18 

3.4   研究假設 .... 19 

第四章   研究設計 ..... 23 

4.1   研究模型 .... 23 

4.2   變量定義 .... 23 

4.3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 27 

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 28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 28

5.2   相關性分析 ......... 29 

5.3   多元回歸分析 ..... 31 

5.4   穩健性檢驗 ......... 34 

 

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樣本企業中衡量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 TC 均值為14.8%，中位數為 11.6%，說明商業信用融資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融資方式，但是商業信用利用程度和西方國家還存在差距，Rajan（1995）[105]研究發現美國的商業信用占企業總資產的 18%，而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商業信用約占企業總資產的 25%，在英國，80%的日常交易中有商業信用條款，使得銷售信用約占公司總資產的 35%。同時，TC 最大值為 55.8%，最小值為 0.1%，說明我國企業之間在商業信用融資水平上有很大差異。在商業信用融資成本上，均值為 17.4%，標準差 0.225，最小值為 0，最大值 0.932，表明我國應付票據在商業信用融資中占有相當比例，而且不同企業存在較大差異。 在社會信任度方面，最小值為 4.1，最大值為 218.9，標準差為 65.734，說明我國不同地區信任度存在顯著差異。內部控制質量方面，內部控制指數取對數后最小值為 6.102，最大值為 6.827，標準差是 0.116，表明樣本企業之間在內部控制質量上不存在較大差異。 

........

 

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了社會信任和內部控制質量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以及兩者交叉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以 2009—2014 年滬深 A 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年為研究樣本，通過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社會信任與商業信用融資規模顯著正相關，與商業信用融資成本顯著負相關。說明地區信任度越高，企業越容易獲取規模大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融資。說明了提高地區信任水平有利于企業獲取商業信用融資，緩解企業融資壓力。 第二，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商業信用融資規模顯著正相關，與商業信用融資成本顯著負相關。說明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有助于企業獲取規模大成本低的商業信用融資。提高企業內部控制水平有利于改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狀況。 第三，在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方面，盡管社會信任和內部控制都發揮積極作用，都能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規模，但是兩者不存在簡單的替代和促進作用。只有在社會信任度較低的地區，內部控制才能與社會信任發揮正向調節作用，這體現在，在社會信任度較低地區，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能夠促進社會信任對于商業信用融資規模的影響，能夠增強社會信任對于商業信用融資成本削弱的作用。 此外，本文還發現商業信用融資也是企業日常營運中一種重要的融資方式，商業信用融資對短期銀行貸款具有替代作用。貨幣緊縮時期企業由于可獲得銀行借款減少，轉而尋求更多的商業信用進行替代融資。 

.........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