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選題背景和選題意義

長期以來，通貨膨脹問題始終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作為各國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通貨膨脹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資源配置效率、居民福利和生活水平，同時還與實際產出、貨幣發行量等宏觀經濟指標聯系緊密。通貨膨脹和一國經濟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美聯儲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應對金融危機，這些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效果明顯，全球資源和商品價格呈現上漲趨勢。之后，美國的金融危機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受到沖擊。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自 2008 年以來啟動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成功應對了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但由于危機之前中國就存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因此這些措施的負面影響也開始顯現，通貨膨脹潛在壓力增大。2010 年，通貨膨脹逐漸由潛在壓力轉化為現實，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呈持續上漲趨勢。2011 年，CPI 總體仍呈上漲態勢，經濟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繼續增加。但到了 2014 年，全年 CPI 同比上漲 2%，遠低于 3.5%的控制目標。2015 年 GDP增速為 6.9%，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全年 CPI 同比上漲 1.4%，大幅低于 3%的控制目標。2015 年，全國生產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 5.2%，截止到該年度 12月，PPI 連續 46 個月同比負增長。2016 年，全年 CPI 同比上漲 2.0%，漲幅雖比2015 年有所擴大，但仍低于控制目標；全年 PPI 同比下降 1.4%，降幅較 2015年收窄，但總體仍呈下降趨勢1。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說明在整體經濟增速下滑，供給側改革尚未完成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一般而言，引發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原因是復雜的，通貨膨脹也是多種現實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在這些因素中往往有一種或多種起主要驅動作用，判斷通貨膨脹主要驅動因素對于治理通貨膨脹而言至關重要，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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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綜述

通貨膨脹問題由來已久，研究通貨膨脹的理論和文獻眾多，這些研究大多是圍繞通貨膨脹成因及其治理展開的，各學派觀點具有顯著差異，但也存在內在聯系。本文先對以往研究通貨膨脹驅動因素的主要理論進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礎上選取影響中國通貨膨脹的重要驅動因素，構建新凱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線模型。通貨膨脹驅動因素總結起來可以劃分為以下幾類：貨幣驅動因素的理論基礎是貨幣數量論。Friedman(1979)提出“任何通貨膨脹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數量論強調了流動性過剩對于通貨膨脹的重要性，指出通貨膨脹產生的根源就是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貨幣數量的增加。Hasan(1999)通過構建通貨膨脹影響因素模型發現，貨幣因素對于中國通貨膨脹具有顯著影響。Philippine Cour-Thimann 等(2006)研究了 1960 年到 2003 年歐元區實際利率的波動情況，結果表明過剩流動性會對歐元區通貨膨脹產生壓力。Baumeister 等(2008)運用結構矢量自回歸模型（Structural VectorAuto- regression，簡稱 SVAR）探究流動性沖擊對于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影響，結果同樣表明流動性是促進價格水平升高的重要因素。中國學者對通貨膨脹的貨幣驅動因素也做了相關研究。眾多文獻的研究結果表明，貨幣發行過多或貨幣供給增長率大于經濟增長率是引發中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吳敬璉，1994；劉金全等，2004；任碧云和李濤，2008）。范志勇（2008）對 2000 年到 2007 年中國通貨膨脹狀況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尚不存在“工資—通貨膨脹”的循環機制，貨幣因素是中國通貨膨脹產生的關鍵原因。引發通貨膨脹的貨幣因素具體又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貨幣發行量過多導致流動性過剩，其二是人民幣升值導致流動性過剩。這兩種情況都導致經濟中貨幣供給量超過其實際需求量。考慮到匯率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一些學者認為中國通貨膨脹的貨幣影響因素需要放在開放條件下進行研究。張成思（2009）表明，中國 2007 年到2008 年由人民幣升值引發的通貨膨脹效應遠大于其帶來的緊縮效應，最終推動通貨膨脹率進一步上升。吳劍飛和方勇（2010）在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New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簡稱 NOEM）框架內使用貝葉斯矢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在開放經濟環境下的貨幣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能力，結果表明貨幣供應量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引發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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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識別及省際傳遞的實證模型

 

2.1 新凱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線模型

本文使用 HNKPC 模型來綜合反映通貨膨脹的驅動因素，該模型刻畫了通脹慣性、通脹預期以及邊際成本在決定通貨膨脹時的機制。Taylor(1980)提出了交錯合同模型，假設各個時期名義工資都存在粘性，名義工資固定為兩期，每期有一半的工資合同需要重新制定，而另一半合同不能調整。Calvo(1983)在 Taylor 模型的基礎上假設每期廠商按照一定概率調整價格，當廠商選擇調整價格時，它都會考慮到前一期的總體價格水平。在 Calvo(1983)的模型中，廠商定價時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行為特征，價格依賴于廠商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期。Calvo 模型是 NKPC 模型的基礎，但也存在一個重要缺陷，即沒有考慮通脹慣性在通貨膨脹形成過程中的影響。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07 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各省統計年鑒、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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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動態面板新凱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線空間計量模型

Paelinck(1979)首次提出空間計量經濟學這一概念，后經眾多學者修正和拓展，目前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在空間計量經濟學出現之前，關于區域經濟問題的研究更關注區域本身，缺少對區域之間相關性的度量。空間計量經濟學將空間結構引入到計量模型中，考慮了空間相關性對區域經濟活動的影響，使模型更適用對區域經濟問題的研究。正如前言所述，在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時采用面板數據比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更有效，同時，由于省份之間的經濟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各省份的通貨膨脹可能會相互影響，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經濟地理空間權重矩陣來刻畫通貨膨脹的空間相關性。本文主要研究通貨膨脹省際傳遞問題，SAR 模型更適用于對該問題的分析，因此本文選用 SAR 模型作為空間計量模型。基于動態面板和 SAR模型，本文將構建空間動態面板自回歸模型來研究中國通貨膨脹的省際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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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及省際傳遞的實證分析...... 33

3.1 基于動態面板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33

3.1.1 面板平穩性檢驗.............33

3.1.2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和省際傳遞分析...........33

3.1.3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及省際傳遞的進一步分析.... 44

3.2 通貨膨脹地區傳遞和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47

3.2.1 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的理論基礎和判斷標準.......... 47

3.2.2 通貨膨脹地區差異及傳遞影響貨幣政策的渠道.......... 48

3.2.3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和地區傳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49

第 4 章 主要結論與啟示...........52

 

第 3 章 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及省際傳遞的實證分析

 

本章首先給出了實證分析的主要結果，包括模型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對動態面板空間自回歸模型進行 TSLS 估計后得到的結果和脈沖響應函數圖像，然后將對估計結果作出進一步的解釋與說明，最后討論了通貨膨脹地區差異與傳遞和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

 

3.1 基于動態面板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

本文采用三種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 4.1 所示，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各個變量均為平穩序列，因此，可以繼續使用這些變量進行分析。如何在空間動態面板模型中解決內生性問題至關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獻將研究重點放在空間誤差模型（SEM）上，Kelejian 和 Prucha(2002)以及 Kapoor 等(2007)都研究過在空間誤差模型中廣義矩估計（GMM）估計量的特性。此外，Arellano 和 Bond(1991)以及 Arellano 和 Bover(1995)也認為在空間動態面板模型中應該使用 GMM 估計。但是 Badinger 等(2004)認為在空間動態面板模型中使用 GMM 估計會產生很多復雜的問題，Brady(2009)認為在空間動態面板模型中缺乏直接的 GMM 估計量，所以應該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來解決內生性問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重點放在工具變量法和TSLS 方法上。表 3.2 給出了全國 30 個省份的動態面板空間自回歸估計結果。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別，因此可以按照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經濟區域對我國省份進行劃分，進一步研究通貨膨脹在不同區域的省際傳遞效果差異，表 3.3 和表 3.4 分別給出了四大經濟區域動態面板空間自回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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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在傳統 HNKPC 模型基礎上加入通貨膨脹主要驅動因素和空間計量因素，構建了動態空間面板自回歸模型。利用局部投影法對空間計量因素、通貨膨脹滯后項和其他通貨膨脹驅動因素在遇到沖擊時通貨膨脹的反應情況進行分析，給出了全國和四大經濟區的通貨膨脹脈沖響應函數，并探討了通貨膨脹地區傳遞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關系。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通貨膨脹受多種因素影響。本文梳理了各種通貨膨脹驅動因素，挑選出每種因素中具有代表性的變量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在對全國和四大經濟區樣本數據進行檢驗后發現，我國通貨膨脹水平不是由某一種因素決定，而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具體而言，需求驅動因素對于我國通貨膨脹的驅動作用并不明顯；成本驅動因素只對西部地區的通貨膨脹具有顯著影響；除對西部地區，貨幣驅動因素對其他地區通貨膨脹具有明顯驅動作用；而不同輸入性驅動因素對各個地區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相比其他因素而言，輸入性驅動因素對通貨膨脹的驅動作用效果更加復雜。因此，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全面考慮通貨膨脹的各種驅動因素，對癥下藥，才能使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時發揮良好的效果。

第二、我國省際間存在通貨膨脹的傳遞效應。在全國和四大經濟區的動態空間面板自回歸模型中，空間因素均在 1%水平上顯著，同時，從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我國通貨膨脹省際傳遞的持續期約為一年半到兩年，兩年之后影響逐漸消失。因此，通貨膨脹的地區差異和傳遞效應是存在的，而且最終會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只考慮全國性的通貨膨脹水平，忽略通貨膨脹地區差異和傳遞效應，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會大打折扣。

第三、通脹慣性仍然是影響我國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相較于全國平均水平和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通貨膨脹一階滯后項最為顯著，因此，西部地區通貨膨脹受前期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大。從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通脹慣性對不同地區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和持續期有所差別，但對我國各地區通貨膨脹具有普遍影響，因此在治理通貨膨脹時，貨幣政策必須考慮通脹慣性對當期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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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