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2016 年 9 月在杭州召開的 G20 首腦高峰會的關鍵詞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解讀習近平總書記在期間的講話，關鍵詞為“創新發展方式、包容性增長等”；2015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 2020 年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包容性城鎮化的健康快速發展?？梢?，包容性增長仍是我國目前發展的重要舉措、“包容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企業、民眾和政府的共同參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的城鎮化腳步在逐步地向前邁進，從農村經營體制改革后，部分農民移步離開家鄉，邁進城鎮，就歷史性地開啟了城鎮化的大門，從此城鎮化建設就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1992 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經濟參考報，2013）；再到 2012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提出“新型城鎮化”，隨之城鎮化便受到了各行業和學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與此同時，制度變遷理論在不斷地演化，在制度變遷理論之上衍生出了制度資本經營理論和制度創業理論和制度企業家理論，三者有重疊交叉之處，也有很大的不同，交叉重疊之處即是三個理論的最終目的都是要通過制度的一些列運作，進而提升企業的生產、管理效率和促進社會進步。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之所以變遷，是因為在制度的市場上出現了不均衡的狀態，現行的制度不再適應當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甚至是阻礙了發展，也即“由于種種原因，現行制度安排不再是制度安排集合中最有效的一個了”（科斯，1991）。目前，關于制度變遷理論，國內外的學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制度變遷就是從制度的創立、更新、不斷被否定而又更改的過程（諾斯，2009）。新的制度產生可能是由于舊的正式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導致的，隨著經濟增長，舊的制度體系可能會被廢棄，而即將產生適應社會發展的新的制度安排，來捕捉新的獲利機會，所以，制度變遷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林毅夫，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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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義 

縱觀本文所研究內容，結合當下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城鎮化等各項發展政策的執行情況，分兩方面來敘述本文的研究意義，分別為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理論意義出發，本文的內容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在著重梳理制度資本理論的脈絡，從制度資本理論的經營主體、經營情境、經營對象、經營的效果、經營動因到最終制度紅利的分配，總結前人研究、理清理論脈絡，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良好基礎。第二部分注重于實證研究，探討參與城鎮化的企業在制度資本經營中對其財務績效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與企業的國有民營性質、房地產性質以及第二產業性質有關。此部分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展開的，在已有的文獻中得出制度資本經營能夠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本文是將其細化，研究對企業績效中財務績效的影響，以便進一步驗證和探討，研究產生什么影響和對這種影產生影響的因素，是制度資本理論研究的進一步延伸。從現實意義出發，本研究則顯得更加迫切和應時。近年來，由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基礎矛盾決定，必須以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為根本任務。為了解放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些列支持促進型政策，如為了加快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建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促進農村農業農民轉型發展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和加大開放力度的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建設、和創新驅動戰略等等，這些政策的實施和要求無疑都離不開制度安排。制度不僅作為直接的生產投入要素，對產出和各項活動直接起作用，制度也是各項活動安排的基礎性后盾，是生產關系的具體體現，是服務與生產力并且對生產力也具有反作用。綜上，制度創新是改革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舉措，而本文所研究的正式制度創新的一種，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探討企業、政府和居民之間的供應模式，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新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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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回顧 

 

第一節  制度資本經營理論 

制度是在任何社會中的第一個積累的集體資源，很多制度表現出了資本的特征，在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制度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都尤為重要。Benedique  Paul（2009）將制度資本定義為制度經濟學的延伸，由書面的或不成文的規則等組成的、能夠直接或間接參與企業生產、影響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本形式。Bresser, R. K. F. ,Millonig, K（2003）第一次給出制度資本一般意義上的概念，其認為制度資本是一種在具體情況下能夠讓企業形成競爭優勢的組織內部或外部的制度環境。制度資本的體系內部具有認知、規范和調控三個相互作用的組成部分。Michel Garrabe(2007)在實施一項顳部的醫學培訓中，給出了制度資本更多的描述性定義，他認為制度資本是在社會生產中闡述組織或個人之間的關系的一種組織內部抽象的資本形式。 制度資本的概念是由奧利弗首先提出，基于制度理論視角來整合資源，為競爭優勢的理論來源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從 20 世紀 50 年代起，經濟增長理論就將重點放在知識供給效用，人力資本、治理資本、制度資本和社會資本上，Som D L（2015）從企業層面分析了人力資本、制度資本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的關系和這三種無形資本對企業經營增長作用的微觀機制。Joost   Platje（2008）界定了制度資本具有減少不確定性和創新治理結構的能力，有效促進企業的適應性（即一個系統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能力）、效率、刺激分配體系和可持續的生產。 Diane  Smith（2008）在研究如何建立都市企業的制度資本時，提出企業內部的治理文化和制度資本是該組織經濟成功的先決條件，有效的治理是調配其他資源的先決條件，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保持競爭優勢的主要驅動力。通過對 yarnteen 公司制度資本的調研，他們積極管理內部和外部制度環境，逐步建立起調控、規范和認知資本的深層儲備，使其保持對評估、承擔和管理的積極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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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包容性城鎮化與企業績效 

從本質上看，城鎮化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人口的城鎮化和土地的城鎮化，重要的是，兩者的協調發展才能使社會經濟穩步的向前發展（鄧維青，2015）。張龍，關雪梅（2017）在找出了新型城鎮化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而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為下一步新型城鎮化更好地進行打下基礎，其提出經濟規模要適應城鎮體系的發展，以找到適合城鎮化穩定發展的最佳路徑。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問題在于錢的來處、人的去處和地的用處。其中最關鍵的是資金保障機制，所以，胡懷邦（2015）提出創新新型城鎮化的投資機制，以便能更好地防范地方資金風險，保障城鎮化潛力充分發揮。曾小春，李娟（2013）認為在城鎮化建設中，政府應當積極調動企業的活力，這會給城鎮化當地的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但實際數據表明，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并不是那么協調，表現突出的是國有企業，其建議政府和企業之間可以建立多種協調激勵制度，以促進城鎮化又快又好的發展。 李宏偉、張也（2015）對當前就業形勢進行了分析，然后結合新型城鎮化背景，再次分析中小企業就業形勢的走向，提出了新型城鎮化下，市場和政府應當對中小企業的效率和發展空間進行正確引導，應當優先發展中小企業，從而保證就業增長的穩定。針對我國的經濟轉型問題，農村的中小企業問題最為突出，其產品鏈更新緩慢，整體的經濟大環境不夠活躍，而新型城鎮化為農村中小企業提供了新的出路，打破各個方面對經濟的制約（余有錟，2016）。 新型城鎮化為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經濟發展目前缺乏的是創新機制和動力，所以市場應積極引導創新機制的健全，從而提升經濟的活力，同時也會促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呂江林，2015）。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進行導致了地方的產業結構的調整，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整個地方經濟環境中的企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宋海寧（2015）就物流企業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所能遇到的機遇和挑戰進行了分析，并給出了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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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設 ...... 16 

第一節 制度資本經營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假設 .......... 16 

第二節 企業的國有或私有性質與制度資本經營的關系假設 ..... 18 

第三節 企業的產業分類與制度資本經營的關系假設 .... 19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20 

第四章 研究設計 ...... 21 

第一節 變量測量 ...... 21 

第二節 制度資本的量化 ....... 22 

第三節 回歸模型與方法 ....... 23

一 基準回歸模型 .......... 23 

二 交乘項回歸模型 ........ 24 

第四節 數據來源 ...... 25 

第五節 本章小結 ...... 25 

第五章 實證結果 ...... 26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 26 

第二節 基準回歸模型 ......... 28 

一 企業制度資本經營與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 ........ 28 

二 企業制度資本經營與財務績效的曲線關系 ........ 30 

第三節 交乘項回歸模型 ....... 31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35 

 

第五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部分將 376 份上市公司原始數據的一部分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并將表示制度資本的指標、控制變量中部門指標和財務數據分開來描述，分別為下表 5.1 至表 5.4。由上表可得，“企業所在地”的極小值和極大值分別為 2.20 和 20.76（萬元），描述了 376 份上市公司數據中企業所在地的人均 GDP 的最低和最高水平，分別反映了相應企業的群落資本的大??；“從業年限、商會職務、協會職務、參政議政程度和企業家榮譽”針對的主體都是是企業家，可以看到，最小從業年限和最大年限之間相距 63 年，企業家在相關行業從業年限的不同，會導致其決策、管理企業等過程的差異，極大值為從業 63 年，極小值為 2016 年剛剛調任，這會對社會資本的衡量產生影響；商會、協會職務的極大值均為 9，極小值均為 0，這表明此樣本數據中商會、協會職務級別最高的為國家級商會、協會會長，最低為沒有參與商會、協會，這會直接影響企業家及企業在當地甚至全國內的知名度、合作可能等。 “參政議政的等級”是根據企業家所擔任的政府職務（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的高低來衡量的，極大值 5 代表為國家級的參政議政，0 則表示沒有參政議政；“參與城鎮化程度”衡量企業在城鎮化建設中的作用以及參與力度，用 1 到 5 來劃分等級；“企業榮譽”和“企業家榮譽”同樣根據其獲得獎項或榮譽稱號的級別從國家級 5 到沒有為 0；“企業家政治關聯地”指的是企業家曾擔任過政治職務或長期工作生活的地方，用當地的 GDP 總量來反映其發展水平，最高位 7.28（萬億元），最低為 0.019（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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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企業在參與城鎮化建設中的制度資本經營對其財務績效（每股指標、盈利能力、運營能力和分紅能力）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從上圖可以看出，每項財務指標分別被不同的制度資本解釋，具有正向促進關系有線性關系。如上文已述，假設 1.1、1.2、1.3、1.4 和假設 1 被驗證。企業參與城鎮化建設，并在城鎮化建設中積極地與當地居民、政府經營關系，即企業進行制度經營的過程，能夠為企業績效帶來各個方面的有利影響，這里主要研究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從兩方面進行解釋，第一個方面，政府的便利性。企業參與當地的城鎮化建設，為當地提供大量工作崗位，以及為居民建設文化廣場或者直接參與投資城鎮化等，當地政府都會無形中從其他方面給于企業方便，如企業可以從城鎮化建設中獲取當地政府批準、特許，占用大量廉價土地進行工業生產；由于企業的稅收在當地財政收入中一般占有較大比重，企業的地位就會舉足輕重，企業家就有一定分量的話語權，進而可能在當地政府中或工商系統擔任政治職位等，從而參與制定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企業家肯定是根據自身最有利的方向提出建議，從而減少企業在市場中的各種交易成本，政府也會適當的減少企業的稅收以激勵、留住企業；并且，在上述企業和政府的相互依賴關系中，企業在政府機關的辦事效率會進一步提升，降低了管理成本。所以，企業在參與城鎮化過程中進行制度資本經營，會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企業成本，從而促進企業財務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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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