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平均每年增長率高達 9%，1978 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3,645 億元，至 2016 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至 744,127 億元，躋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堪稱“全球經濟增長奇跡”。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腐敗問題也日趨嚴重。腐敗問題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絆腳石。透明國際組織的研究數據表明，中國從 2004 年到 2013 年腐敗主觀指數常年徘徊于 3.5 左右（見圖 1.1），2013 年已升至 4，一直處在世界腐敗較為嚴重的行列。新一屆國家領導人上臺后將治理腐敗作為工作的重點，加強公共權力監督和治理腐敗成為了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經濟責任審計獨具中國特色，它在監督和制約公共權力運行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影響政府廉潔行政的效率。2013 年，世界審計組織第二十一屆大會指出，國家審計通過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促進國家治理，從而達到建設廉潔政府的目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2013—2017 年工作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中明確：監督和制約公共權力，確保公共權力正確行使需要經濟責任審計提供保障。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對黨政領導干部行使公共權力進行監督，從而來控制腐敗、提高治理能力。然而，審計機關在發揮治理功能的過程中，自身對腐敗案件的處理處罰能力有限，這時就需要立法、司法等機關啟動問責程序，落實具體責任，懲處相關責任人。2014 年，在世界審計組織的積極推動下，聯合國第六十九屆大會《通過加強最高審計機關增強和促進公共行政的效率、問責、效益和透明度》（以下簡稱《決議》）的決議正式頒布，《決議》向各會員國和聯合國機構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加強合作，互利共贏；另一方面加強審計機關的問責機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沒有責任追究，責任就無法落實，一類案件堅持“雙查”的原則，有效保證事后問責，進一步擴大巡視組的監督范圍。作為一種“定責”手段，在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腐敗治理具有一定的影響，問責機制是經濟責任審計成果得以有效發揮作用的一項重要舉措，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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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是導論，由當前實務界對腐敗問題的熱議以及國家治理等現狀引出了所要研究的問題，簡要說明了本文研究的意義以及本文預期實現的創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內容及方法。第二章是文獻綜述，利用現有文獻，歸納總結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梳理了經濟責任審計、問責機制和腐敗治理這三個方面兩兩之間關系的文獻。第三章是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困境與突破，本章首先分析了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角色定位，主要涉及五個方面：加強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為經濟問責提供依據；完善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和監督制度；提高黨員干部素質，推進黨建科學化；規范、完善、健全中國特色審計監督。以博弈論為理論基礎，分析了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困境所在，探究原因，認為應該在對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利用過程中引入問責機制。由問責的產生和發展建立了問責與腐敗之間的聯系，將經濟責任審計置于國家治理框架中，分析了問責作用于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邏輯，進一步對原有博弈模型進行拓展，為后續實證研究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第四章是實證分析，筆者利用《中國審計年鑒》、《中國檢察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年鑒》中 2007-2014 年的相關數據實證檢驗了經濟責任審計對腐敗的作用，問責機制對腐敗的作用以及問責機制在經濟責任審計治腐敗中起到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省級審計機關每年審計的經濟責任人越多，人民檢察院每年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數量就越多，經濟責任審計對腐敗具有揭示作用；政府頒布實施的問責規范越多，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司法機關問責強度越大，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社會公眾及媒體信息獲取與解讀能力越強，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然而，紀檢監察機關和主管部門對腐敗的影響不明顯。并且，問責機制對經濟責任審計治腐的效果，只在問責規范和社會公眾及媒體信息獲取與解讀能力中表現顯著。第五章是政策建議。從制度層面上來看，要建立經濟責任審計問責法律，健全問責規范；從執行層面來看，完善經濟責任審計環境，形成問責合力；從監督層面來看，公開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及問責信息，增強問責力量。第六章是在總結前面主要章節內容的基礎上，歸納總結本文的主要結論，討論了本文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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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經濟責任審計與腐敗治理文獻綜述

在中國，實施經濟責任審計是對現代審計理論與方法的一種創新表現。從審計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看出，“經濟責任審計”這種概念和提法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國外沒有經濟責任審計這一類型。但是，在國外存在著許多類似于中國“經濟責任審計”的行為活動。Ades 和 Tella[1]、Kayrak[2]認為政府審計實現腐敗治理最主要的貢獻是其可保證政府交易活動中的收支以及資產符合法律規定，公共資源符合“3E”原則。同時，Schelker 和 Eichenberger[3]、Blue 和 Voigt[4] 提出政府審計可以有效提高公共財政及部門政策透明度，合理避免無效率支出情況的發生。另外，Reichborn 和 Kristin[5]認為在政府履行責任的過程中，政府審計可以發揮其自身的約束矯正功能，將官員的腐敗念頭扼殺在搖籃里。其他國家的績效審計、社會責任審計等，在某些意義上體現了我國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相關要求。1984 年，績效審計的概念第一次由 Arthur 提出。一時間，績效審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關于績效審計的研究，在 1977 年，第七屆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發表了《利馬宣言》，其中要求審計機關需要對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價，主要體現在效益、效果和效率等方面；1986 年，第十二屆 INTOSAI 會議深度明確了績效審計的含義。在學界的相關研究中，Mauro[6]提出，績效審計可以有效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是國家治理中的關鍵一環。Nelson 等[7]研究發現，利用績效審計結果可以有效實現國家審計對權力運行的監控，進一步推出社會民主發展需要開展績效審計。從社會責任審計研究方面來看，Olson 等[8]認為社會責任審計可以充分體現管理會計的思想，明確管理層的社會責任，從而達到降低企業風險的目的。Morimoto等利用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驗證了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可實施性，進一步建立了社會責任審計體系，實現了與現行環境相融合。由于管理會計的發源地是西方，就目前而言關于社會責任審計的研究多來自國外，并且更傾向對上市公司這些個體的治理問題，很少有學者去關注政府的社會責任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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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濟責任審計與問責機制文獻綜述

隨著政府活動范圍和規模的不斷增大以及復雜性的增加，審計和問責開始逐漸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Gray 和 Jenkins[27]提出，問責體現的是一種權力關系。審計因受托責任而產生，基于委托代理理論，Dubnick[28]提出了審計與問責之間存在著必然關系。Laffan[29]認為政府問責制中應該包括審計，這是建立政府財政責任制的必然選擇，可以有效強化政府官員的責任意識。在國外，采用立法模式的國家可以實現審計與問責的一體化。Santiso[30]發現在實現政府治理的過程中，審計機關對立法、紀檢、監察等機關起到了一定的輔助作用，保證了各項責任的落實情況。國外的立法、司法和獨立的審計模型，這比從審計中國的行政模式的獨立性更強，這樣可以更加充分的發揮審計監督治理的作用。問責本身是個舶來品。隨著在國家治理中不斷被強調，近年來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政治概念。然而，目前關于審計與問責機制方面的文獻大都是規范性研究，對問責機制的量化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基于問責制度的建設，馮均科[31]論述了國家審計制度的建設，這是基于“責任政府”，合理調整審計體制，轉變審計職能，整合相關資源，解決審計移送問題，實施問責。劉錫平[32]從“決策”、“責任”、“問責”等角度分析了經濟責任審計的功能。王會金和王素梅[33]由“問”、“責”和“制”三方面構建了政府審計的問責機制框架。問責機制的建立是國家建立責任政府，深化政府體制改革，促進社會民主政治的現實之需。王素梅[34]以我國政治經濟制度為背景探究了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行政問責機制，提出審計的角色可以定義為專業型評價和調查機關。審計作為一種現代化信息系統，在行政問責機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有效的檢查和評價政府行政部門及其領導干部的履責情況。審計和問責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在中國制度背景下，經濟責任審計與問責機制的有效結合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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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困境與突破....... 14

3.1 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角色定位...... 14

3.1.1 加強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 14

3.1.2 為經濟問責提供依據..... 14

3.1.3 完善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和監督制度..... 15

3.1.4 提高黨員干部素質，推進黨建科學化..... 16

3.1.5 規范、完善、健全中國特色審計監督..... 16

3.2 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困境——基于博弈論視角的分析........ 17

3.3 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突破——引入問責機制.......... 19

第四章 實證分析...... 26

4.1 研究假設........ 26

4.2 研究設計........ 28

4.3 實證結果分析....... 31

4.4 穩健性檢驗.... 38

第五章 政策建議...... 40

5.1 建立經濟責任審計問責法律，健全問責規范.... 40

5.2 完善經濟責任審計環境，形成問責合力..... 41

5.3 公開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及問責信息，增強問責力量...... 42

 

第五章 政策建議

 

5.1 建立經濟責任審計問責

法律，健全問責規范監督和制約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維護和保障公共權力的正常運行，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權力監督與制約既是國家治理的需要，也是經濟責任審計的責任。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這些制度決定了黨員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公務員制度以及我國中央地方組織部門的安排。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人民依法享有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權利。在國家治理框架中，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著國家治理體系的建立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經濟責任審計是履行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一種制度安排，中央及地方各組織部門履行治理職能時可以實現與經濟責任審計的溝通。經濟責任審計可以確保行政系統的合理運行，為紀檢監察司法系統提供了執法保障，是實現社會公眾參與國家治理的根本依據，在國家治理框架中的影響舉足輕重。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規范化可以完善國家治理結構，處理好領導干部和公共權力之間的關系，提高腐敗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從制度層面上來看，經濟責任審計是監督和制約公共權力的重要工具。對經濟責任審計相關法律法規體系的架構既可以推動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制度完善，也可以促進反腐敗監督法律制度體系的構建。同時，要以經濟責任審計為基礎，健全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機制，加強問責法律法規建設。然而，在我國還沒有完善的問責法律法規。目前，問責實施的依據主要來源于憲法和相關法律規范等，具體由黨內法規、行政法規和管理條例構成。現行的法律法規，對于加強經濟責任審計、強化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及干部管理監督及實施問責等方面都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然而還存在經濟責任審計“定責”與領導干部“問責”結合不夠的問題。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將經濟責任審計與問責機制相結合，實現經濟責任審計和問責機制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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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探討的問題是在國家治理的背景下提出的，通過分析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角色定位，構建了實證模型，檢驗了經濟責任審計和腐敗治理之間的關系。然后，進一步利用博弈理論探究了現階段經濟責任審計治理腐敗的問題所在，提出應在經濟責任審計中引入問責機制來加強經濟責任審計的治腐效果，通過構建模型二、模型三來證明該假設。實證研究結果如下：首先，關于經濟責任審計和腐敗治理的關系，省級審計機關每年審計的經濟責任人越多，人民檢察院每年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數量就越多，證明了經濟責任審計對腐敗的揭示作用。其次，我們從三個方面探究了問責機制和腐敗治理的關系：①問責規范，政府頒布實施的問責規范越多，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②問責機構，司法機關問責強度越大，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③社會公眾及媒體的問責強度，社會公眾及媒體信息獲取與解讀能力越強，問責機制對腐敗的抑制作用越強。然而，紀檢監察機關問責強度、主管部門問責強度和人民檢察院每年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數量之間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說明紀檢監察機關和主管部門對腐敗的影響不明顯。因此，在具體實務操作層面，紀檢監察機關以及主管部門要加大對相關人員的問責力度。最后，我們對經濟責任審計和問責機制作交互項處理，來探究問責機制在經濟責任審計治腐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發現問責規范的數量越多、社會公眾及媒體信息獲取與解讀能力越強，問責機制作用于經濟責任審計治腐的效果越明顯。然而，司法機關在審計治腐過程中的起到的作用并不明顯。此外，為了進一步加強本文結論的可信度，我們替換相關指標重新回歸，得出了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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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