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公司的運作模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股東會中心主義變為董事會中心主義。大多數股東退居到幕后，管理公司事務的權利逐步交由董事會來行使，這就造成了董事的權利逐步擴大。公司和股東將所有的財產交給董事管理，但是董事很難做到像股東一樣將其財產視為自己利益那樣謹慎勤勉，在管理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懈怠疏忽或是謀取私利的情況。正是由于這種情況的發生，公司法上就出現了董事勤勉義務這一制度。與其他國家的判例和法規相比，我國《公司法》第147條在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制度的規定上還不夠完善，由于其規定過于原則，使之在操作上的難度較大，同時由于法律效力和公司及董事類型的局限等問題，盡管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制定了一些與之相關的規范及標準，但是仍然沒能發揮有效的作用。造成了法院在處理相關的司法案例中無法可依。 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因此就需要對該判斷標準進行完善，筆者通過研究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的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制度，分析出對我國完善該制度的借鑒意義。在歸納我國法律法規的同時對個案進行分析得出不足之處，對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提出了完善意見。 

本文共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一般理論。勤勉義務的理論基礎，探究董事在公司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與取得何種身份，判斷標準的學說，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的區分。為下文的分析提供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對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相關規定，以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第三部分，歸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對董事勤勉義務及其判斷標準的相關規定，在司法案例中分析法院在實際審判中的依據及思路。 第四部分，結合上述理論，針對我國目前公司發展狀況，提出建設性意見，即在構建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時，要充分考慮到企業與董事類型，制定一般標準和特殊標準相結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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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一般理論 

 

一、  勤勉義務的理論基礎 

我國《公司法》第六章中明確的規定了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法》第 147 條第 1 款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董事勤勉義務又可以稱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或謹慎義務，主要指的是公司董事在管理公司的事務之時，其本身必須是出于善意的，并且要做到像一般謹慎的人那樣，在同等的條件之下，對自己制定的決策和經營的事務盡到應有的謹慎和注意的義務。[1] 權利和義務是基于法律關系而產生的，與其相對應的權利和義務在法律關系開始發生時就產生了。公司董事勤勉義務是基于董事與公司之間法律關系的發生而產生的，是董事對公司應當負有的一項基本義務。董事在公司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與取得何種身份，這是公司法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董事和公司的關系不僅關系到董事自身的權利、義務以及法律責任，而且也關系到了公司和公司其他成員的權利、義務以及法律責任。在本文中，論述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這一問題的前提是對董事和公司的關系進行一系列分析，為公司董事承擔的勤勉義務提供理論基礎。由于歷史時期不同，由于觀察的角度不同，學術界對于董事與公司之間關系這一問題可謂是眾說紛紜。主要分為三大類，分別為信托關系說，代理關系說和委任關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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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勤勉義務判斷標準學說梳理

在長期的立法與司法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判斷標準是勤勉義務的最關鍵問題，董事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是判斷公司董事是否違反勤勉義務的依據和尺度，主要是指董事在管理公司的相關事務時所承擔勤勉義務需要達到的程度。針對董事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主要存在三種學說，即主觀標準說、客觀標準說和主客觀結合說。主觀標準說是指，公司董事在履行勤勉義務時以自身的實力為依據的程度。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的過程中，做出符合技能水平能力和自身經驗的相關決策，只要能證明盡了自身最大的努力，就應該被視為已經履行了勤勉的義務。這種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主要視公司董事在經營管理公司事務過程中的個人情況而定，對于每一位董事都做出了具體的分析，衡量其是否履行勤勉義務的標準是考慮董事是否運用個人的能力來為公司獲取最大收益。主觀標準說主要產生于英國的判例中，在著名的 1925 年“城市公正火災保險公司上訴案”中，Romer J 法官提出：“一個董事在管理公司的過程中，其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應結合他本身的知識能力來判斷，不能期望董事能夠做出超過他自身更高水平行為，董事的勤勉程度因行業的不同也存在差別，即使是身處同一行業中董事，也會因個體的特點存在巨大的差距，正因為如此，要確立公司董事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應當不僅需要考慮董事所在行業和所在公司的業務性質，還要考慮該公司中董事與其他管理人員的具體分工。”[3] 主觀標準說考慮到了董事的個體差異，主要側重于考察董事個人的能力，只要董事能夠做到盡心盡力地為公司服務這一要求，即便是有些董事能力水平比較低或者經驗不足，公司也不會提出超出其能力的要求，這樣做兼顧到了董事個體之間經營能力水平的差異性，更具公平性。但是采用主觀標準還是有很大弊端的，它會導致一些能力低下的董事出現，公司要因此承擔巨大的風險。尤其是對于那些專業水平比較高經驗比較豐富的公司董事來說，他們會以自身知識能力有限為理由來逃避責任的承擔，出現消極怠工的情況，這種情況對于公司的長遠發展是很不利的。除此之外，在司法實踐中董事勤勉義務適用主觀標準會出現舉證困難的情況。面對此類案件時，法院將難以確定該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時是否盡到自己最大能力，在做出決策時是否符合自身所具備的知識與經驗。這也是英國后來摒棄主觀標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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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立法和司法現狀.... 17 

一、我國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立法現狀 ....... 17 

二、我國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司法現狀 ....... 20 

(一)整體情況 ....... 20 

(二)個案分析 ....... 22 

第四章 我國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完善.... 27 

一、董事勤勉義務判斷的一般標準 ........ 27

二、董事勤勉義務判斷的特殊標準 ........ 30 

(一)執行董事勤勉義務的特殊判斷標準 ......... 30

(二)獨立董事勤勉義務的特殊判斷標準 ......... 31

(三)上市公司董事勤勉義務的特殊判斷標準 ..... 33

(四)國有企業董事勤勉義務的特殊判斷標準 ..... 33 

 

第四章  我國公司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完善

 

一、  董事勤勉義務判斷的一般標準 

公司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時，善意是一個明確的前提，是董事履行職責的出發點，然而“善意”在各國的法律法規中并沒有統一釋義。就算是美國最具權威性的《布萊克法律詞典》，它的編纂者在闡釋善意時也并不能給出一個確切的含義和衡量標準，在具體的操作中善意的解釋也是很難統一和評價的，在實踐中行為人對誠實的程度、主觀上沒有惡意、行為上能夠及時發現存在問題，對于問題能有基本的注意程度，沒有欺詐或者沒有追求不正當利益的行為，都被視為善意。在公司法范圍內，善意是衡量一個公司董事是否履行勤勉義務的主觀標準，具體而言，就是指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務時能夠出于自身的誠實，合理地對公司情況進行分析，以為公司謀求最大收益為目標，沒有欺詐沒有私心的做出經營決策。由此可見，對善意與否的判斷，必須要綜合董事的主觀性和案件的個體化，應當針對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在如何對善意進行判定這一問題上，筆者認為，可以適當的借鑒美國商業判斷規則對善意的評定，即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董事制定決策的程序是否合理合法，這種程序上的審查既包括制定決策方式的合規性也包括制定方式的合理性，一旦這些方面能夠證明是出于善意的，那么法官就不再另對決策的具體內容進行合理性審查，直接在客觀上推定該董事在履行自身義務時是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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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董事的勤勉義務是董事作為公司受任人在管理公司事務時應盡的一項基本義務。制定勤勉義務的判斷標準是完善董事勤勉義務的核心。縱觀各國關于該標準的規定，是一個由寬松到嚴格、從嚴格再到寬松的一個過程，英美法系國家在最初只考慮董事差異性的主觀標準到董事都應當適用的客觀標準，再到確立主客觀相結合標準，與此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對相關理論進行完善，尤其是美國制定了商業判斷規則，為董事勤勉義務的標準做出了重要的補充。大陸法系國家特別是德國在對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這一問題上比較嚴格，以一個高于一般人甚至達到了專家水平的標準來要求公司董事，司法實踐中也借鑒了民法中的相關規定。相比較來說，我國在董事勤勉義務標準上的相關立法和司法經驗尚顯欠缺，體現在對于董事勤勉義務制度《公司法》中的規定尚不完善，以及實際司法中的經驗相對匱乏。因此要積極借鑒各國先進制度并加以吸收創新，結合我國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完善相關制度。筆者認為，首先要制定一個主客觀相結合的判斷標準。一方面，能夠克服主觀標準的不穩定性，使每一個董事都能勤勉努力，不敷衍了事，同時也克服了客觀標準的局限性，避免了董事的消極被動；在判定董事主觀是否善意時，以適當的借鑒美國商業判斷規則中對善意的評定，即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董事制定決策的程序是否合理合法，這種程序上的審查既包括制定決策方式的合規性也包括制定方式的合理性，一旦這些方面能夠證明是出于善意的，那么法官就不再另對決策的具體內容進行合理性審查，直接在客觀上推定該董事在履行自身義務時是善意的；另一方面，能夠以一個動態的標準來要求一部分特殊的董事，避免了法律的僵化性和滯后性。同時，在制定判斷標準時，不僅僅要考慮到主體的一般性，更應該考慮到其特殊性。在構建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時，公司的經營范圍、性質規模，治理模式以及董事的類型等因素都應該被充分考慮。創造一般標準和特殊標準相結合的模式，這樣的模式不僅激勵了董事竭盡全力管理公司事務，還能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使之履行勤勉義務，更好的保護公司和股東的利益。確立完善的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體系，不僅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也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和正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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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