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國際貿易分析
時間：2020-05-01 來源：51mbalunwen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在梳理以往關于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的經典文獻及前沿文獻基礎之上，將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質量升級理論相結合，將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納入同一框架進行理論研究，提出六個理論命題。命題 1：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呈“U”型走勢；環境規制弱的時期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很可能是負向的，但中長期來看，環境規制逐漸加強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2：貿易開放本身會抑制發展中國家綠色技術進步，但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的提升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3：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呈“U”型，當環境規制逐步增強時人力資本由降轉升；命題 4：貿易開放下，綠色技術進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命題 5：貿易開放下，隨著環境規制逐步加強，環境規制將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隨后對本文研究的核心變量選取適當的指標進行測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數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對 1995-2017 年中國各地區的綠色技術進步指數進行測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環境污染排放指標估算綜合環境污染損失等，然后在此基礎之上對環境規制強度指標進行測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對人力資本水平進行測算；利用貿易開放度對貿易開放指標進行測算。最后基于空間面板數據的自相關性檢驗以及計量模型特征，運用空間計量、廣義矩估計等方法對上述理論命題進行實證研究。
第三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的理論研究.........................46
第一節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46
一、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機制.........................................46
二、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49
第四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的統計分析.............................66
第一節 貿易開放指標測算............................................66
一、貿易開放指標測算方法.....................................66
二、貿易開放度測算結果.......................................68
第五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進步的實證研究...........................................105
第一節 引言...........................................105
第二節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106
第七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的對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梳理以往關于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的經典文獻及前沿文獻基礎之上，將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質量升級理論相結合，將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納入同一框架進行理論研究，提出六個理論命題。命題 1：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呈“U”型走勢；環境規制弱的時期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很可能是負向的，但中長期來看，環境規制逐漸加強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2：貿易開放本身會抑制發展中國家綠色技術進步，但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的提升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3：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呈“U”型，當環境規制逐步增強時人力資本由降轉升；命題 4：貿易開放下，綠色技術進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命題 5：貿易開放下，隨著環境規制逐步加強，環境規制將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隨后對本文研究的核心變量選取適當的指標進行測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數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對 1995-2017 年中國各地區的綠色技術進步指數進行測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環境污染排放指標估算綜合環境污染損失等，然后在此基礎之上對環境規制強度指標進行測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對人力資本水平進行測算；利用貿易開放度對貿易開放指標進行測算。最后基于空間面板數據的自相關性檢驗以及計量模型特征，運用空間計量、廣義矩估計等方法對上述理論命題進行實證研究。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存在著“U”型影響，通過計算拐點值發現，中國當前階段的環境規制有利于提升綠色技術進步。由于綠色技術質量等級跨度更大（即研發難度更大），環境規制初期企業傾向于拿出一部分利潤支付排污罰款或排污治理費用，而不是主要依靠綠色技術研發，而企業利潤下降進一步減少了綠色技術研發可能性。貿易開放下，由于環境規制影響了廠商利潤，企業可能發生跨國轉移，進行綠色技術進步的主體數量下降，因此也不利于本地區的綠色技術進步。當環境規制強度繼續加強時，廠商進行綠色技術研發利潤更大，不得不加強綠色技術研發，提升綠色技術進步。貿易開放時，較強環境規制下污染型廠商已經經過市場的甄選，不再進行產業轉移，也不得不適應環境規制；較強環境規制也會激發廠商通過對外貿易加強“學習效應”，或者通過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模仿，進而提升綠色技術進步。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由弱至強，綠色技術水平會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這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情況一致。空間計量分析結果驗證了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U”型影響，同時通過計算拐點值發現，中國當前的環境規制處于有利于提升綠色技術進步的階段。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霧霾、空氣污染、水源污染、農產品污染等事件持續曝光，引發社會各界強烈關注。與此同時，中國的環境規制力度也在不斷增強，首先體現在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持續升格。1982年，中國政府成立部委內設的環境保護局，1988年，正式成立獨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副部級），大量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1998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部級），2008年7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國成為第23個完成批準協定的締約方。2018年3月，國務院新組建了生態環境部，統一行使生態和城鄉各類污染排放監管與行政執法職責，全面落實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底線，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從環境保護部到生態環境部，是推進我國生態文明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隨著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持續升格，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逐步提出綠色環保發展之路，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方略。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綠色發展新理念，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了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在此背景下，近幾年國內環境規制強度有進一步提升的趨勢，自2017年以來，中國國內出現史無前例的環保風暴，力圖強力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廣東、山西等省也主動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先后實施“騰籠換鳥”的產業結構升級戰略。環境規制問題持續成為中國學術界重點討論的議題。我們不禁要問，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不斷提升環境規制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選擇，這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是在貿易開放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存在環境規制“向底線賽跑”現象。
全球氣候與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逐漸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就是很好的證明。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形迥然不同。發達國家通過提升環境規制強度，一方面在國內研發綠色技術與推行綠色生產，另一方面逐漸向國外轉移污染產業，從而使得環境質量得到持續改善。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雖然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質量在不斷惡化，但是否應該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卻還存在疑議。主要原因在于擔心提升環境規制可能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表面上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可能因為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只能通過降低環境規制強度來發展更多的污染產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這與可持續發展理念背道而馳；反過來想，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條件的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通過主動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倒逼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升級，促使就業崗位的技能要求和知識要求提升，從而最終影響人們的教育決策并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這可能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依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相關數據可以觀察到，發達國家環境規制強且人力資本水平高，發展中國家環境規制弱且人力資本水平低，見表1.1至表1.4。環境規制與人力資本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關聯，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水平低是否就不應該大幅提升環境規制？這是本文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此前在學術界尚未有相關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霧霾、空氣污染、水源污染、農產品污染等事件持續曝光，引發社會各界強烈關注。與此同時，中國的環境規制力度也在不斷增強，首先體現在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持續升格。1982年，中國政府成立部委內設的環境保護局，1988年，正式成立獨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副部級），大量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1998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部級），2008年7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國成為第23個完成批準協定的締約方。2018年3月，國務院新組建了生態環境部，統一行使生態和城鄉各類污染排放監管與行政執法職責，全面落實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底線，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從環境保護部到生態環境部，是推進我國生態文明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隨著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持續升格，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逐步提出綠色環保發展之路，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方略。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綠色發展新理念，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了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在此背景下，近幾年國內環境規制強度有進一步提升的趨勢，自2017年以來，中國國內出現史無前例的環保風暴，力圖強力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廣東、山西等省也主動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先后實施“騰籠換鳥”的產業結構升級戰略。環境規制問題持續成為中國學術界重點討論的議題。我們不禁要問，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不斷提升環境規制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選擇，這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是在貿易開放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存在環境規制“向底線賽跑”現象。
全球氣候與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逐漸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就是很好的證明。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形迥然不同。發達國家通過提升環境規制強度，一方面在國內研發綠色技術與推行綠色生產，另一方面逐漸向國外轉移污染產業，從而使得環境質量得到持續改善。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雖然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質量在不斷惡化，但是否應該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卻還存在疑議。主要原因在于擔心提升環境規制可能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表面上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可能因為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只能通過降低環境規制強度來發展更多的污染產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這與可持續發展理念背道而馳；反過來想，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條件的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通過主動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倒逼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升級，促使就業崗位的技能要求和知識要求提升，從而最終影響人們的教育決策并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這可能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依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相關數據可以觀察到，發達國家環境規制強且人力資本水平高，發展中國家環境規制弱且人力資本水平低，見表1.1至表1.4。環境規制與人力資本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關聯，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水平低是否就不應該大幅提升環境規制？這是本文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此前在學術界尚未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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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與內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對人力資本的影響，首先通過文獻梳理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然后將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納入同一框架，分析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構建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進步和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影響人力資本的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命題。在此基礎上，以中國 29 個省級地區為研究樣本，對主要研究變量選取適當的指標進行測算，然后運用空間計量、廣義矩估計等方法對上述理論命題進行實證研究，得到結論并提出系列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的政策建議。具體的研究思路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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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思路與內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對人力資本的影響，首先通過文獻梳理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然后將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納入同一框架，分析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構建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進步和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影響人力資本的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命題。在此基礎上，以中國 29 個省級地區為研究樣本，對主要研究變量選取適當的指標進行測算，然后運用空間計量、廣義矩估計等方法對上述理論命題進行實證研究，得到結論并提出系列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的政策建議。具體的研究思路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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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人力資本理論
現有關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對人力資本概念內涵的闡釋，對人力資本形成動因的探討，以及人力資本與經濟性理論相關領域的關聯研究等方面。其中，人力資本形成理論主要包括，教育、培訓、醫療保健、遷移等；與人力資本關聯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資本與
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溢出效應、產業聚集、產業結構、城鎮化、環境污染、綠色發展、貿易開放等。（一）人力資本內涵
1935 年，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J.R.Walsh）在《人力資本觀》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資本概念，對人力資本概念作了闡釋，并通過個人教育費用和個人收益相比較計算了教育的經濟效益。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尤其是在舒爾茨（T.W.Schultz）1960 年于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之后，有關人力資本的理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個體系并逐漸成為一種學說。至 20 世紀 60年代，眾多經濟學家包括貝克爾（Gary S. Becker）和明塞爾（Jacob Mincer）等對人力資本的概念內涵進行了更為清晰準確的闡釋，這為后來的學者對人力資本應用在各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人力資本理論
現有關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對人力資本概念內涵的闡釋，對人力資本形成動因的探討，以及人力資本與經濟性理論相關領域的關聯研究等方面。其中，人力資本形成理論主要包括，教育、培訓、醫療保健、遷移等；與人力資本關聯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資本與
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溢出效應、產業聚集、產業結構、城鎮化、環境污染、綠色發展、貿易開放等。（一）人力資本內涵
1935 年，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J.R.Walsh）在《人力資本觀》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資本概念，對人力資本概念作了闡釋，并通過個人教育費用和個人收益相比較計算了教育的經濟效益。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尤其是在舒爾茨（T.W.Schultz）1960 年于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之后，有關人力資本的理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個體系并逐漸成為一種學說。至 20 世紀 60年代，眾多經濟學家包括貝克爾（Gary S. Becker）和明塞爾（Jacob Mincer）等對人力資本的概念內涵進行了更為清晰準確的闡釋，這為后來的學者對人力資本應用在各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這其中，關于人力資本概念內涵的代表性觀點是舒爾茨（T.W.Schultz）于 1960 年提出的，他認為人力資本就是勞動者身上的無形資本。此外，他還對人力資本進行了一個系統性的論述，其中的主要觀點包括：第一，認為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培訓、醫療保健以及遷移等方式形成；第二，認為人力資本能夠有效地促進技術創新，從而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三，通過對美國的實證分析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于勞動力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四，認為人力資本支出不能僅僅簡單地歸為消費，而應該歸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第五，認為勞動力的質量比勞動力的數量更重要，而勞動者質量的提高有助于縮小貧困地區以及貧困人口的相對收入差距。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人力資本的定義，認為人力資本是“個人擁有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素質”。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亦稱“非物質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自己身上的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和文化技術水平，以及勞動者的健康狀況等等。除了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外，人力資本也是社會財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李海崢，2010）。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人力資本的定義，認為人力資本是“個人擁有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素質”。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亦稱“非物質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自己身上的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和文化技術水平，以及勞動者的健康狀況等等。除了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外，人力資本也是社會財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李海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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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貿易開放與環境規制關系的研究進展
一、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的影響
（一）相關的理論研究
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的影響主要源于“向底線賽跑”假說，認為貿易開放促使期望改善環境質量的發達國家提升環境規制強度，通過產業全球布局和進口高碳產品實現環境與經濟利益；同時，貿易開放也促使謀求經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降低或保持相對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以引進和發展高碳產業并出口高碳產品。“向底線賽跑”理論形成的一個基礎條件即是：環境成本是影響出口產品競爭力的關鍵要素（André and Esty，1997；Esty and Geradin，1997；Kim and Wilson，1997）。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現有實證研究主要圍繞“向底線賽跑”假說展開，試圖以經驗數據驗證該假說的存在與否。相關文獻大部分支持了“向底線賽跑”假說，認為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存在不利影響，貿易帶來的環境負面效應大于其貿易收益效應，污染產品出口會引起環境規制“向底線賽跑”。比如，Woods（2006）分析美國貿易背景下環境規制變化時發現，當各州的環境規制嚴格度不一致時，如果一個州的環境規制強度高于其競爭對手，則該地區將調整其環境規制標準，如果環境規制強度低于其競爭對手，則會繼續保持相對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這支持了“向底線賽跑”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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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的影響
（一）相關的理論研究
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的影響主要源于“向底線賽跑”假說，認為貿易開放促使期望改善環境質量的發達國家提升環境規制強度，通過產業全球布局和進口高碳產品實現環境與經濟利益；同時，貿易開放也促使謀求經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降低或保持相對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以引進和發展高碳產業并出口高碳產品。“向底線賽跑”理論形成的一個基礎條件即是：環境成本是影響出口產品競爭力的關鍵要素（André and Esty，1997；Esty and Geradin，1997；Kim and Wilson，1997）。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現有實證研究主要圍繞“向底線賽跑”假說展開，試圖以經驗數據驗證該假說的存在與否。相關文獻大部分支持了“向底線賽跑”假說，認為貿易開放對環境規制存在不利影響，貿易帶來的環境負面效應大于其貿易收益效應，污染產品出口會引起環境規制“向底線賽跑”。比如，Woods（2006）分析美國貿易背景下環境規制變化時發現，當各州的環境規制嚴格度不一致時，如果一個州的環境規制強度高于其競爭對手，則該地區將調整其環境規制標準，如果環境規制強度低于其競爭對手，則會繼續保持相對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這支持了“向底線賽跑”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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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的理論研究.........................46
第一節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46
一、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機制.........................................46
二、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機制.........49
第四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的統計分析.............................66
第一節 貿易開放指標測算............................................66
一、貿易開放指標測算方法.....................................66
二、貿易開放度測算結果.......................................68
第五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進步的實證研究...........................................105
第一節 引言...........................................105
第二節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106
第六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的實證研究
第一節 引言
本文第二章文獻綜述梳理了貿易開放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幾種機制，現有文獻認為貿易開放基于工資機制、信貸約束機制、技術進步機制、經費投入機制等方式影響人力資本水平。同時，基于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關系的相關文獻，發現貿易開放能夠作用于環境規制，并影響高碳與低碳（污染與清潔）的產業結構以及技術進步方向（綠色技術進步），基于此，本文認為這很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就業結構和崗位技能要求，形成倒逼機制，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換言之，環境規制很可能是貿易開放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一種機制；同時，環境規制還可能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一種設想，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貿易開放可能使得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如果上述設想成立，那么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借助貿易開放加強環境規制，促進綠色技術進步，提升經濟技術結構和就業結構，從而形成倒逼機制，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最終實現本國經濟與環境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這對中國以及其他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實施更為嚴格的環境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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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引言
本文第二章文獻綜述梳理了貿易開放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幾種機制，現有文獻認為貿易開放基于工資機制、信貸約束機制、技術進步機制、經費投入機制等方式影響人力資本水平。同時，基于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關系的相關文獻，發現貿易開放能夠作用于環境規制，并影響高碳與低碳（污染與清潔）的產業結構以及技術進步方向（綠色技術進步），基于此，本文認為這很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就業結構和崗位技能要求，形成倒逼機制，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換言之，環境規制很可能是貿易開放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一種機制；同時，環境規制還可能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一種設想，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貿易開放可能使得環境規制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如果上述設想成立，那么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借助貿易開放加強環境規制，促進綠色技術進步，提升經濟技術結構和就業結構，從而形成倒逼機制，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最終實現本國經濟與環境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這對中國以及其他具備一定經濟技術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實施更為嚴格的環境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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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的對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梳理以往關于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的經典文獻及前沿文獻基礎之上，將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質量升級理論相結合，將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綠色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納入同一框架進行理論研究，提出六個理論命題。命題 1：貿易開放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呈“U”型走勢；環境規制弱的時期對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很可能是負向的，但中長期來看，環境規制逐漸加強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2：貿易開放本身會抑制發展中國家綠色技術進步，但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的提升將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命題 3：貿易開放條件下，環境規制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呈“U”型，當環境規制逐步增強時人力資本由降轉升；命題 4：貿易開放下，綠色技術進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命題 5：貿易開放下，隨著環境規制逐步加強，環境規制將以綠色技術進步為傳導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隨后對本文研究的核心變量選取適當的指標進行測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數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對 1995-2017 年中國各地區的綠色技術進步指數進行測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環境污染排放指標估算綜合環境污染損失等，然后在此基礎之上對環境規制強度指標進行測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對人力資本水平進行測算；利用貿易開放度對貿易開放指標進行測算。最后基于空間面板數據的自相關性檢驗以及計量模型特征，運用空間計量、廣義矩估計等方法對上述理論命題進行實證研究。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存在著“U”型影響，通過計算拐點值發現，中國當前階段的環境規制有利于提升綠色技術進步。由于綠色技術質量等級跨度更大（即研發難度更大），環境規制初期企業傾向于拿出一部分利潤支付排污罰款或排污治理費用，而不是主要依靠綠色技術研發，而企業利潤下降進一步減少了綠色技術研發可能性。貿易開放下，由于環境規制影響了廠商利潤，企業可能發生跨國轉移，進行綠色技術進步的主體數量下降，因此也不利于本地區的綠色技術進步。當環境規制強度繼續加強時，廠商進行綠色技術研發利潤更大，不得不加強綠色技術研發，提升綠色技術進步。貿易開放時，較強環境規制下污染型廠商已經經過市場的甄選，不再進行產業轉移，也不得不適應環境規制；較強環境規制也會激發廠商通過對外貿易加強“學習效應”，或者通過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模仿，進而提升綠色技術進步。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由弱至強，綠色技術水平會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這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情況一致。空間計量分析結果驗證了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進步的“U”型影響，同時通過計算拐點值發現，中國當前的環境規制處于有利于提升綠色技術進步的階段。
（2）貿易開放本身不利于綠色技術進步，但提升環境規制削弱了這一抑制效應，導致貿易開放與環境規制的交互作用反而促進了綠色技術進步。發展中國家普通勞動力存在比較優勢，環境規制強度也低于發達國家，貿易開放可能強化發展中國家污染型產品生產的國際分工格局，增加普通勞動力相對雇傭規模。因此貿易開放弱化了模仿和研發清潔型技術的激勵，阻礙發展中國家綠色技術進步，即貿易開放不利于綠色技術進步。貿易開放條件下，清潔型研發和污染型研發均有機會模仿發達國家前沿技術，兩類技術研發概率均會提升。此時若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就會增加綠色技術的相對收益而降低污染技術的相對收益，這會進一步促進企業傾向于模仿和研發綠色技術。也就是說提升環境規制會削弱貿易開放對綠色技術進步的不利作用，貿易開放與環境規制的交互作用可能反而是促進綠色技術進步的。空間計量分析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對本地區綠色技術進步存在著負向影響，但貿易開放與環境規制交叉項顯著為正，即貿易開放背景下提升環境規制能夠促進綠色技術進步。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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