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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質量的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

時間:2020-09-27 來源:51mbalunwen作者:vicky
改革有效促進了對外投資的高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方面,中國 OFDI 雖然起步晚、規模小、增速慢,但具有獨特的后發優勢,OFDI 規模呈逐年上升趨勢,區域分布更加多元化,覆蓋地域更廣泛。近年來,各地區間差異性不斷縮小,中西部地區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日益發揮出后發優勢。但是受地理位置和戰略發展等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仍存在不平衡的特性,東部地區對外投資規模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具有明顯的技術尋求動機。第二,運用中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 2003-2018 年 OFDI 省際面板數據,全樣本與分區域的檢驗結果表明,OFDI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客觀存在,能有效促進國內技術進步。母國制度質量對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具有顯著影響,且在各地區制度質量影響下呈現區域異質性,其中東部地區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教育體系、發達的科技水平、高質量的政策開放度和完備的法律保障制度,逆向技術溢出的效果比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在“十三五”規劃指引下,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健康發展。由于國際創業的發展,中國企業能夠獲得更多學習其他國家先進技術的機會,這也有助于提升東道國的就業水平。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這是基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貿易全球化趨勢加深的背景下采取的戰略部署,“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能夠進一步推動中國投資型國際創業的發展,推動企業“走出去”與人才“引進來”。
一國國內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及其與東道國密切的經貿活動,對國內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至關重要。21 世紀以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獲取了一大批世界先進技術,提升了企業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在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和國際投資政策體系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單靠吸引外資難以進一步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外資企業為保持競爭優勢僅會在對外投資中轉移部分供生產所需的標準化技術,以減少技術外溢,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以技術尋求為動機的對外投資行為既可以獲取東道國優質的研發資源,又可以繞開在吸引外資過程中遇到的技術學習壁壘,促進母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從理論上看,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是指本國投資者對在某類行業具有技術優勢的東道國進投資,以此促進母國技術進步(Blomstrom 和 Kokko,
1998)。當前針對中國 OFDI 能否促進母國技術進步尚未取得一致結論,且現有研究很少關注制度質量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事實上,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獲取與制度質量密切相關,中國經濟正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制度質量仍存在一些不足,
制度質量可以為解釋新興經濟體 OFDI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跨國(跨地區)差異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同時也會對各地區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吸收與獲得、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以及經濟轉型升級的實現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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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綜述與評論
一、 文獻綜述
為了更好地研究母國制度質量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本節首先梳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以及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分析制度質量與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研究現狀。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20 世紀 60 年代初已有學者開始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大多集中在發達國家。美國學者 Hymer(1960)提出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理論”,他認為在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下,跨國企業對東道國進行投資必須具備壟斷優勢,以克服跨國競爭劣勢,進而獲得壟斷利潤。美國學者 Vernon(1996)提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認為產品生命周期要經歷形成、成長、成熟、衰退四個階段,而在成熟期階段,伴隨著產品技術的成熟和國內市場的逐漸飽和,企業跨國經營的動機以獲取國外低成本要素和開拓海外市場為主。英國學者 Buckley 和 Casson(1976)在著作《跨國公司的未來》中首次提出“內部化理論”,并強調本國企業擁有東道國不可比擬的競爭優勢,而企業進行 OFDI 則在于利用這種優勢在東道國市場尋租。Dunning(1977)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指出企業對外投資應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及內部化優勢。然而,隨著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 OFDI 的崛起,它們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強勁對手。為彌補這種理論不足,許多學者開始研究發展中國家 OFDI 理論,例如“小規模技術理論”(Wells,1983)、“技術地方化理論”(Lall,1983)等,這些理論一致認為發展中國家雖然不具備絕對的壟斷優勢,但仍可以利用本國所具有的某種比較優勢進行 OFDI,如低生產成本、小規模技術、自主創新等。總體而言,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尚不具備經典OFDI 理論的“壟斷競爭優勢”或“所有權優勢”,其進行 OFDI 動機并非“利用戰略資產”,而是“尋求戰略資產”,以彌補自身在戰略資產擁有上的競爭劣勢,即所謂的“技術獲取型”OFDI。
圖 1-1  本文的技術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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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制度變遷與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第一節  中國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是新制度產生或改變舊制度的動態過程,包括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變遷和自下而上的誘致性變遷。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制度的變遷,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不斷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實則為制度變遷的產物。
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變遷的過程來看,基本可劃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 1978-1991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處于萌芽期;第二階段為 1992-200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處于成長期;第三階段為 2000-2007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處于發展期;第四階段為 2008 年至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處于成熟期。
一、制度萌芽期
1978 年,中國企業基本采取封閉運作模式,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短缺,國內還沒有真正意義上走出去的企業。次年,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企業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1980 年伴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中國在對外開放上邁出重要的一步。從開放特區到 90 年代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加深,市場開放度逐步提髙,對外貿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資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對外投資在運營管理機制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如缺少全面預算管理制度、境外投資內部決策制度以及財務監督制度等,這極大影響了對外投資合作的正常開展。
在此階段,為了減少企業對外投資中的風險與損失,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企業進行跨國經營試點,力求在短期內迅速積累企業對外投資管理經驗。自此之后,許多大型企業在政府的扶持下走出國門,對外投資主體不斷多元化,通過利用東道國先進技術與要素資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逐步邁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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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一、中國 OFDI 總體規模
19 世紀 80 年代以來,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自身經驗不足的劣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勢上揚,OFDI 流量和存量的規模增速成倍增長,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由圖 2-1 可知,2003-2018 年間中國 OFDI 總體規模呈現遞增趨勢,并且 OFDI流量和存量間差距也逐漸擴大。2004 年是中國 OFDI 的重要轉折點,由 2003 年的 28.5 億美元翻一番至 54.9 億美元,自此之后中國 OFDI 總體規模呈長期大幅上升勢頭。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2008 年金融危機和 2012 年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沖擊,中國 OFDI 流量和存量漲幅也有所下降,增速自 2009 年開始明顯放緩,出現幾次大幅波動,2010 年后基本維持在 20%左右的增長區間。但總體而言,中國 OFDI 發展呈良好的態勢,2018 年對外投資存量為 19822 億美元,是 2003 年末存量的 59.7 倍,位列全球第三,在世界格局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圖 2-1   2003-2018 年中國 OFDI 流量與存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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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質量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影響的理論分析 ............... 20
第一節   制度與制度質量的內涵 .............................. 20
一、制度內涵 .................................. 20
二、制度質量內涵 ........................... 21
第四章   基于制度質量的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實證分析 ............... 28
第一節   基于制度質量的 OFDI 逆向技術溢出及地區差異分析 ....................... 28
一、模型設定 ............................... 28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 29
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 43
第一節   主要結論 .................................. 43
第二節   政策建議 ..................................... 43

第四章  基于制度質量的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基于制度質量的 OFDI 逆向技術溢出及地區差異分析
上文通過闡述制度與制度質量的內涵,系統分析了制度質量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作用機理,本章將運用現有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技術獲取型 OFDI 一般投資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地區),根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去向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了中國香港、英國、法國、德國、韓國、日本、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新加坡共 11 個國家(地區),近似代表世界其他國家。同時,本文使用我國 30 個省、自治區以及直轄市①在 2003-2018 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其中西藏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過少予以剔除),共有 480 個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于《OECD Factbook》、世界銀行 WDI 數據庫、Wind 數據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知識產權局網站。
本文進一步將中國各省份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區域②,運用 DEAP2.1 軟件測算 2003-2018 年各省 Malmquist 指數(MI)、技術效率指數(EC)、技術進步指數(TC),結果如表 4-1 所示。區域分布方面,2003-2018 年東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幅最快,達 1.6%;中部、西部地區分別下降 1%、0.6%。在技術進步上,中、西部地區分別出現 1.3%和 0.5%的下降,而東部地區卻上升 2.2%,。在技術效率上,東、中、西三大區域均有下降態勢,各下降 0.6%、0.4%及 0.2%。此外,技術進步則是使得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結果相反的主要因素。總體來看,全國各省份的全要素生產率有所上漲,增長率達 0.1%,但資源利用率有待進一步提高,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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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主要結論
本文研究母國制度質量差異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效應,得到如下三點結論。
第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歷經了萌芽期、成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制度體制的改革有效促進了對外投資的高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方面,中國 OFDI 雖然起步晚、規模小、增速慢,但具有獨特的后發優勢,OFDI 規模呈逐年上升趨勢,區域分布更加多元化,覆蓋地域更廣泛。近年來,各地區間差異性不斷縮小,中西部地區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日益發揮出后發優勢。但是受地理位置和戰略發展等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仍存在不平衡的特性,東部地區對外投資規模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具有明顯的技術尋求動機。、
第二,運用中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 2003-2018 年 OFDI 省際面板數據,全樣本與分區域的檢驗結果表明,OFDI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客觀存在,能有效促進國內技術進步。母國制度質量對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具有顯著影響,且在各地區制度質量影響下呈現區域異質性,其中東部地區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教育體系、發達的科技水平、高質量的政策開放度和完備的法律保障制度,逆向技術溢出的效果比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
第三,由于我國 OFDI 逆向技術溢出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本文采用 Hansen非線性面板門檻模型,采用四維度制度質量變量為門檻變量,實證檢驗了制度質量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門檻效應。研究結論說明,母國良好的制度質量是中國能否獲取 OFDI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關鍵因素,這一結論有助于完善現有研究文獻。此外,東部地區制度質量領先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居中,西部地區在教育扶持、科技扶持、政策開放度等方面處于劣勢。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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