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實證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對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影響，不僅從整體制造業出發，還將其按要素密集度分為勞動/資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按研發密度分為低技術/中技術/高技術行業，按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消費資料分為輕工業和重工業，研究不同行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對出口復雜度影響的異質性；此外，本文還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機制。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意義
一、選題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實現了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制造產業的發展與提升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迅猛增長。1978 年中國貨物出口貿易總額占全球貨物出口貿易總額比重為 1.27%，2018 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2.77%，中國貿易進出口總額為 4.62 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30.51 萬億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 11.75%，貨物出口額、進出口總額均位居全球第一（UN Comtrade），中國對外貿易的奇跡式增長使得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9 年中國對外貿易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和制造業疲軟等因素影響，中國進出口總額 4.58 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31.54 萬億元），同比下降-1%（美元名義下），中國出口商品總額同比增長 0.5%（美元名義下），保持正增長，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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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思路和結構安排
一、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出口復雜度衡量出口競爭力和出口技術水平，并研究國有企業比重對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影響。為了對出口復雜度概念和研究現狀有清晰的認識，本文首先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歸納整理，主要分為三類：出口復雜度的測度方法、出口復雜度水平研究、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相關研究。接著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理論和作用機制。然后對國有企業比重和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測算結果展開分析，根據國內外文獻，本文選取學界常用的 Hausmann 等（2007）方法，并借鑒姚洋和張曄（2008）方法剔除進口貿易中的制造品的影響，使用 UNComtrade 數據，計算出中國 2000-2018 年 26 個制造行業出口復雜度數據。最后，本文使用上述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全面 FGLS 回歸方法，實證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對出口復雜度的影響，并進行行業異質性分析、影響機制分析和穩健性檢驗。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最后提出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結構安排
本文分為六章，每章的具體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緒論。該部分分為三節，第一節是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第二節是研究思路和結構安排；第三節是本文創新點和不足之處。
第二章是文獻綜述。該部分分為三節，從三個角度梳理了國內外學者關于出口復雜度和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文獻。第一節是關于出口復雜度概念和測度方法的文獻；第二節是對中國出口復雜度的具體研究，主要從國家層面、省級層面、行業層面和企業層面四個角度展開；第三節是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是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理論和機制分析。該部分分為三節，第一節分析了出口復雜度概念的理論來源，分別從比較優勢和生產能力理論對出口復雜度進行闡述；第二節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理論；第三節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機制。
第四章是國有企業比重和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測算結果分析。該部分分為三節，第一節對國有企業比重數據進行分析；第二節介紹了本文測算出口復雜度的方法和數據來源；第三節分別從國家層面和行業層面研究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現狀和變化趨勢，并將剔除進口貿易中的制成品影響前后的中國出口復雜度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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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出口復雜度測度方法
出口復雜度最早可追溯到 Michaely（1984）提出的貿易專業化指標，貿易專業化指標用來衡量出口產品所包含的復雜度和技術含量，Michaely 認為一國或特定產業的產品復雜程度和技術含量與該國或地區的人均 GDP 正相關，因此其將出口一產品的所有國家或地區的人均 GDP 進行加權，權重為一國該產品出口額占世界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例，以此得到衡量產品復雜度和技術含量的貿易專業化指標。關志雄（2002）在 Michaely（1984）基礎上，提出了和出口復雜度相似的出口高度化指標，國家出口高度化指標分兩步計算，第一步計算以人均 GDP 衡量的產品技術附加值，將一產品在各出口國中附加值占比為權重，以人均 GDP 為權數，該方法最后計算出來的產品技術附加值和國家人均 GDP 具有可比性；第二步計算各國出口結構的高度化，建立在“高附加值的產品占總出口額比例越高，該國出口結構越高度化”的假設上，以各產品附加值指數為權數，各產品出口額占該國總出口額比重為權重。Hausmannetal.（2005）1首次提出國家層面的出口復雜度，基于出口復雜度提出兩步計算法，第一步先計算產品對應的人均收入指標（PRODY），以人均 GDP 為權數，以出口的相對份額為權重，即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使用相對份額而非絕對份額，剔除國家出口規模的影響，使得一些出口貿易額較小的國家也能被賦予較高的比重；第二步計算國家出口復雜度，以產品復雜度為權數，以各產品出口額占國家出口額比例為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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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出口復雜度研究
根據 Hausmann 等（2007）測度出口復雜度的方法，在計算產品出口復雜度后，可進一步計算國家或區域層面的出口復雜度，盡管許多學者對出口復雜度的測度方法進行了調整，但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國家層面的研究，許多中國學者基于中國經濟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在省際層面對中國出口復雜度進行了探討，此外，還有少量文獻基于行業和企業層面對出口復雜度進行研究。
一、國家層面的出口復雜度
眾多學者使用跨國數據研究國家層面的中國出口復雜度。Rodrik（2006）采用Hausmann 等（2005）的方法，基于 HS 分類下 6 位碼數據對中國出口復雜度進行研究，發現中國的出口復雜度遠高于同收入水平的國家，這一觀點被稱為 Rodrik 悖論，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數，發現中國與 OECD 國家的出口相似度指數遠高于同等人均 GDP 的其他國家，Jarreau 和 Poncet（2012）運用 Rodrik 方法也得出相同結論。楊汝岱和姚洋（2008）通過測算 1965-2005 年間 112 個國家的有限趕超指數，發現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不斷提升，中國出口結構已從低技術為主轉變為中等技術為主。對于 Rodrik 悖論，國內外學者開始探討其內在原因，一部分學者通過數據實證中國出口復雜度并不像 Rodrik（2006）計算的異常高，樊綱（2006）測算 1995-2003 年 102 個國家的技術附加值，發現盡管中國出口品技術水平有所提升，但尚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國進口相對較高技術水平產品、出口較低技術水平產品的格局沒有改變；杜修立和王維國（2007）將 Hausmann 等（2007）計算產品技術復雜度中的出口份額調整為生產份額，發現 1980-2003 年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結構沒有明顯提高；姚洋和張曄（2008）剔除進口中間品對最終品技術含量的影響，得出 1997-2002 年我國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并沒有提高的結論；Amiti 和 Freund（2008）同樣認為剔除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后，中國并不存在“Rodrik 悖論”。另一部分學者則從中國實際情況來解釋 Rodrik 悖論的內在原因，如 Xu（2010）認為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會高估中國出口復雜度，一是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東部沿海省份出口份額非常高，人均 GDP 也較高，二是中國出口的產品價格較低，未考慮出口產品質量因素會高估出口復雜度，因此他引入一個產品質量乘數和對采用中國 9 個沿海出口省份加權人均 GDP 替代全國人均 GDP，對產品技術復雜度進行修正，研究發現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并沒有出現 Rodrik（2006）異常高的值。丁小義和胡雙丹（2014）則從加工貿易角度解釋 Rodrik 悖論，認為扣除出口品中的進口中間投入后，中國出口復雜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最近的研究中，黃繼煒（2019）采用姚洋和張曄（2008）的方法，發現 1996-2016 年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和國內技術復雜度均呈現上升趨勢。李洲和馬野青（2020）通過 2000-2014 年 WIOD 投入產出表測算基于增加值的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發現入世后的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提升較快，但這一增長背后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出口技術復雜度上升之勢的水平效應，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仍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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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理論和機制.....................14
第一節 出口復雜度理論分析...........................14
第二節 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出口復雜度的理論..........................15
第四章 國有企業比重和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測算結果分析...........................21
第一節 國有企業比重數據分析...............................21
第二節 出口復雜度測度方法和數據來源.....................................23
第五章 國有企業比重影響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實證分析...........................32
第一節 模型和變量設定.............................32
第二節 數據和研究方法.........................34

第五章 國有企業比重影響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模型和變量設定
一、模型和變量設定
借鑒 Hausmann 等(2007)、祝樹金等（2010）等經驗分析，本文使用 2000-2016 年制造業分行業面板數據，研究國有企業比重對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影響，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1.制造業出口復雜度（Esi）。如前所述，本文采用兩種方法計算行業出口復雜度，一是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計算出口復雜度，二是在此基礎上剔除進口貿易中間制造品投入的影響計算得到國內出口技術復雜度，數據方面則使用 UNComtrade2000-2018 年 104 個國家 STIC（Rev3.0）4 位碼層面的一千多種產品，通過上述方法和數據測度了 2000-2018 年我國制造業細分行業的出口復雜度，制造業出口復雜度提高代表我國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和出口技術水平的上升。在模型回歸時，采用剔除進口貿易影響的出口復雜度作為因變量進行基準回歸，將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計算的出口復雜度作為穩健性檢驗。
2.國有企業比重（Ge）：一般認為，非國有企業激勵機制完善、管理更加靈活、生產和技術效率更高，如張軍（2009）發現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擁有更高的技術效率，因此，一行業的國有企業比重越高，越不利于行業出口復雜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擁有大量創新研發需要的資源，如資金、人才、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政策，這些優勢在國有企業在提升出口復雜度上可能會起到促進作用，此外，國有企業體制能夠更好地保護其知識產權，保證了國有企業技術進步的預期收益，有利于其開展創新活動。因此，國有企業比重對出口復雜度的影響是正反兩方面的。此外，制造業內部不同行業之間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在不同類型的制造業中，國有企業比重對出口復雜度的影響差異性可能較大。本文以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資產/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來表示各行業國有企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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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啟示

第一節 基本結論
本文基于 Hausmann 等（2007）方法剔除進口中間制造品影響，對 2000-2018 年 26個中國制造行業國內出口技術復雜度進行測算，以此來衡量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和出口技術水平，并實證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對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影響，不僅從整體制造業出發，還將其按要素密集度分為勞動/資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按研發密度分為低技術/中技術/高技術行業，按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消費資料分為輕工業和重工業，研究不同行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對出口復雜度影響的異質性；此外，本文還分析了國有企業比重影響制造業出口復雜度的機制。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
（1）2000-2018 年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呈現穩步提升態勢，除 2003 年和 2009 年外，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均為正增長。在國家層面的制造業出口復雜度上，中國和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已形成追趕之勢；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處于領先地位，和巴西、印度尼西亞的優勢逐步拉大，但印度制造業出口復雜度和中國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制造業細分行業出口復雜度來看，按謝建國（2003）將制造業劃分為勞動/資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三大類，2000-2018 年這三類行業出口復雜度均穩步提升，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復雜度提升幅度最大。
（2）從總體樣本來看，國有企業比重對中國制造業出口復雜度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來源于兩方面，一是國有企業在生產和技術效率等方面不及非國有企業，二是制造業行業存在較大的異質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