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首次實證檢驗了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與其所在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視角較為新穎，不僅從理論上進一步豐富了對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研究，同時也對促進我國民營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引言

1.1  選題背景
受新冠疫情影響，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整體上呈現放緩趨勢，我國經濟增長壓力也持續加大，正面臨著內外雙重困境。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對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綜合國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由于自主創新而帶來的技術進步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發展規劃深刻分析了國際國內外形勢，指出我國發展環境依然面臨深刻復雜變化，要以改革創新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向創新型國家邁進。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企業技術創新對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對經濟結構轉型具有重要影響，要增強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作為我國創新的參與主體，如何激發和提高民營企業的創新績效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中之重，我國各級政府和部門也積極出臺相關政策，以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近年來，我國經濟穩健發展，這與民營企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群體，是最活躍和最有實力的參與者，也成為大部分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環境的改善，民營企業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發展，在推動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于促進社會穩定、增加地方收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已有研究發現，民營企業是引領我國技術創新的主體，同時也是創新效率最高的重要力量，對推動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重要作用（趙興廬，劉衡，張建琦，2014）[1]。然而，與眾多國有大中型企業相比，我國民營企業劣勢也較為明顯，其本身社會資源匱乏，技術創新能力低下，整體技術創新能力依然較低，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的創新績效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企業自身創新能力建設，為了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推動民營企業創新發展，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國家也是相繼出臺優惠政策。

1.2  研究意義
近年來，民營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民營企業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企業創新作為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不僅可以有效提高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更是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Poter，1992)[2]。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的整體創新質量依然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作為提高創新能力的重要行動主體，增強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對建設創新型企業、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所處的整體經濟環境下，對我國民營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對于如何更好的培養、管理、利用企業家以及發揮人才優勢，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拓展了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的研究范疇，從企業家工作經歷的視角豐富了民營企業創新績效問題的相關研究。研究結論對于如何更好的發揮企業家才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同時也為激勵企業家才能發揮的相關政策提供了微觀經驗證據。
1.2.1  理論意義
從已有研究文獻來看，關于影響企業創新活動因素的研究較為豐富，其中不乏關于企業家本身特質對于提高企業創新績效的研究，已有學者主要從企業家政治關聯和個人特質（如年齡、性別、學歷等）等角度討論企業家個人特質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國家也在積極制定相關政策以提高企業家自身能力，大力培養復合型和創新型人才。本文立足于“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這一全新視角，詳細分析其對于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進一步豐富了理論研究基礎，有利于為如何培養創新型企業家提供重要參考和依據，同時也是對“烙印理論”的重要補充。“烙印效應”（Imprinting Theory）理論研究表明，特定階段的環境特征和經歷將對個體或組織的行為產生重大且持續的影響，個人或組織的行為選擇帶有明顯的“歷史烙印”，過往經歷形成的印記包括認知、經驗和知識是個人和組織決策時的重要影響變量。企業家在外企的這種特殊工作經歷會對企業創新活動產生重要影響，本研究也是對“烙印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和畢生發展理論的一次檢驗。

2   文獻綜述

2.1  民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
2.1.1  外部因素
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外部因素中主要集中于政策環境、市場集中度、市場壓力和多元化程度、外商投資和產業周期等方面。Brown 和Petersen（2009）[4]就曾指出，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工作效率以及給予的各種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補貼都會極大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效率。同時，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環境也可以有效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會進一步激發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發展（Grinstein，2008；Wei&Gima，2009)[5][6]。劉平宇（2010）[7]從政府、企業和市場三個層面對制度對于民營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并提出要綜合運用這三者的力量進行制度創新，從而提高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國外學者關于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較早，有學者指出，稅收優惠可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需要合理運用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創新（David，2000；Cappelen，2011）[8][9]。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此方面的研究。陳紅，張玉，劉東霞（2019）[10]以 2012-2014 年 475 家制造業和服務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數據，實證分析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這種激勵作用在不同企業生命周期內存在差異。此外，陸續有學者研究指出，稅收優惠可以提高企業創新績效（戴晨，劉怡，2008；婁賀統，徐浩萍，2009；馬偉紅，2011；儲德銀，紀凡，楊珊，2017；梁俊嬌，賈昱晞，2019）。
市場、進出口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外商投資等對企業創新活動也具有重要影響。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企業會為了更好的生存而進行新產品的研發，提高其創新能力。Henry（2000）[16]的研究發現，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有利于減少企業成本，影響企業投資，從而可以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朱琳，伊志宏（2020）[17]以 2010-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采用實施滬港通交易制度這一事件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分析了這一制度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在實施這一制度后，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加大，顯著提升了企業創新績效。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潘健平，王銘榕，吳沛雯（2015）18]以我國 2006-2012 年高新技術企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創新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高的地區可以顯著提高企業創新績效。另一方面，開放的經濟環境以及進出口貿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業創新面臨的困境。通過進出口貿易，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產品的技術水平（李小平，朱鐘棣，2006）[19]。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著越來越為緊密的聯系，通過外商投資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和“資本效應”也可以有效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根據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外溢效應”即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跨國公司人員流動及培訓等渠道提高企業創新績效（Kokko,1996）[20]。

2.2  民營企業家特質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企業家對企業創新有著重要的影響，創新是企業家發現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將會在企業內部發生“創造性破壞”，并將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相結合引入到企業新的生產體系之中，從而變革企業創新進程，實現“創造性積累”（約瑟夫，1990）[40]。優秀的企業家能夠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發現新的機遇，并創新組織生產模式。企業家個人特征和背景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大多數學者圍繞企業家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能背景和政治關聯等個人特征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研究。熊彼特在 1912年發表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明確指出，作為企業創新主體及創新的承擔者和組織者，企業家在技術創新活動中發揮著靈魂和核心作用，對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具有關鍵作用。之后，學術界關于企業家對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已有大量證據表明，企業家才能及其領導行為是企業獲得創新績效的關鍵（Waldman et al.，2001；李新春，蘇琦，董文卓 2006）[41][42]。在企業家年齡和學歷等方面，Barker 和 Mueller（2002）[43]曾通過研究指出，企業家年齡影響企業的研發和創新能力，越年輕的企業家，其所在企業的研發創新績效水平就越高；學歷背景為科學工程類專業的企業家所在企業的創新績效水平更高。而在企業家性別方面，Boden（2000）[44]通過研究發現，相較于女性企業家，男性企業家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由于過度自信而給企業帶來風險和損失的情況，不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Krishnan 和 Park（2005）[45]等學者通過比較女性企業家與男性企業家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不同，指出兩者的經營風格、企業決策和創新管理等存在著顯著差別，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也有所差異。此外，也有學者指出，由企業內部選拔出的企業家有利于提高企業創新績效，而外部選聘的企業家卻對企業創新績效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Ang 和 Nagel，2007）[46]。
3   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與民營企業創新現狀 ................................ 15
3.1  概念界定 .............................................. 15
3.1.1  企業家及外企工作經歷 ................................. 15
3.1.2  企業創新............................ 16
4   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理論分析 .................................. 21
4.1  基礎理論 ................................. 21
4.1.1 高階理論 .................................... 21
4.1.2  烙印效應理論 ................................... 21
5   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實證分析 .................................. 27
5.1  數據來源與處理 ................................ 27
5.2  變量定義與選取 ......................................... 27

6   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影響民營企業創新績效的機制分析

6.1 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檢驗
以上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顯著提高了所在企業的創新績效水平，接下來將探討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可能主要是通過為企業積累社會資本和公司治理經驗兩個方面。有外企工作經歷的企業家往往會在工作過程中積累更多的人脈資源，社會資本較為豐富。另外，外企工作經歷使得企業家學習到了更為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創新思維意識也得到了提高。社會資本和公司治理經驗都有利于提高企業創新水平，但從宏觀上來看，相較于社會資本，較為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對企業創新水平的影響應該更為顯著。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業的整體效率，積極引導和優化創新資源配置。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將選取構建合適的指標體系來衡量企業的治理水平和社會資本狀況。首先是企業的治理水平，參考 Gompers et al.（2003）[101]的做法，構建 GIM 指數（企業治理指數）表征企業的治理水平。結合本文的調查問卷，選取了有無股東會、有無董事會、有無監事會、有無黨組織、有無工會、有無職工代表大會、是否自任總經理或總裁以及重大決策是否由本人親自決定等與企業治理結構有關的問題。如果企業滿足其中一點則為 1，否則為 0，企業治理指數 GIM 就是以上問題方面得分的總和。其次是關于社會資本指標，參考嚴成樑（2012）[102]的研究，衡量社會資本主要是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社會參與。結合本文的實際調查問卷狀況，考慮到我國比較特殊的“人情”和“官場”社會，在剔除缺失值后，主要選取企業家是否為人大代表，是否為政協委員以及是否為中共黨員等問題來衡量企業家獲得社會資本的能力。具體計算方法與 GIM 指數相同，即每滿足其中一個問題得分為 1，否則為 0，最后將其加總就可以得到反映企業家社會資本的指標。表 6.1 是兩組企業家的社會資本和企業治理結構的 t 檢驗結果，結果表明，與無外企工作經歷的企業家相比，有外企工作經歷的企業家所在企業無論是在社會資本還是在企業治理結構方面表現更好。
7   結論與政策建議

7.1  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 2001、2003、2007、2009、2011 和 2013 年共六次的全國民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并結合高階理論、“烙印效應”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和畢生發展理論，實證檢驗了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我國民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并進行了影響機制檢驗和異質性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與無外企工作經歷企業家相比，有外企工作經歷企業家的民營企業其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表現更優，結論對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變量定義都比較穩健；（2）影響機制檢驗結果顯示，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主要是通過積累社會資本、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等方面來影響企業創新績效水平，一般而言，有外企工作經歷的企業家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經歷經營其社會網絡，積攢人脈資源，有利于提高企業創新績效水平；（3）對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的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相較于低市場化地區、女性企業家和企業家其他人員外企工作職位經歷而言，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男性企業家和有外企負責人工作職位經歷的企業家更為顯著；相較于農業和制造業企業，企業家外企工作經歷對服務業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作用更為顯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