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筆者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為國內市場吸引大量外資，一方面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為國內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但另一方面外資銀行的加入不僅加大國內銀行業的競爭，減小國內商業銀行特許權價值，還增加銀行投資高風險領域的傾向，銀行體系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增加。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從拉美地區的智利、阿根廷到亞洲地區的韓國、泰國等國，為吸引大量外資，促進國內經濟發展，采取或漸進或激進的方式開放其資本管制。然而資本賬戶的開放產生了雙重影響：一方面資本賬戶開放為這些發展中國家吸引了大量資金，為其不完善的金融市場提供了發展的可能性，大大促進其國家經濟金融發展和繁榮，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國際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資本賬戶開放給發展中國家帶去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發展中國家自身金融市場發展尚不完善，頻繁的資本流動增加了資本開放國發生泡沫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僅不能促進發展反而導致經濟的退步。
改革開放后，中國國內市場對外交流愈發緊密，我國資本項目的管制也逐步放松。尤其進入 21 世紀后，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腳步不斷加快。一系列措施吸引大量國際資金的投資，也為國內投資者投資國外金融市場提供可能，國內資本和國際資本深度交流融通。中國政府深諳資本賬戶開放已是大勢所趨，中國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勢在必行。
安全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其上升至金融層面便是國家安全的象征之一，是一國經濟金融整體利益的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安全問題已成為影響一國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縱觀百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其迅猛的傳播速度以及驚人的傳播范圍成為近代以來動蕩全球的一大因素。這些金融危機所表現出的破壞性常常遠超金融安全領域，乃至影響國家主權安全，這些影響在金融自由化的 21 世紀表現的尤為突出。
金融安全是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而資本賬戶開放又對一國經濟金融安全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影響，因此國內外無數專家學者對這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然而目前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尚小，僅僅研究我國這兩者間的相關關系對我國下一步資本賬戶開放的借鑒意義不大。縱觀已開放資本賬戶的國家，其中不乏與我國基本國情較為相似的發展中國家，如典型的東南亞國家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這些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后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國家金融安全。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以及金融安全的影響愈發深遠，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如何穩定國內金融安全、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努力增強兩者間的協同效應將成為金融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1.2 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重點研究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對國家金融安全的影響，圖 1-1 形象的展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在總結前人文獻的基礎上，理論渠道和實證渠道“雙管齊下”，從不同層面分析兩個變量間的關系，最后總結分析成果并提出政策建議。 1.2.2 研究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本章作為總領性的章節，主要闡明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義，并且總結文章的創新點和不足之處。
第二章為文獻綜述。本章研究梳理國內外學者對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安全的研究成果。
第三章為資本賬戶開放影響金融安全的傳導機制。本章首先梳理有關資本賬戶開放影響金融安全的兩大理論研究。然后分別從宏觀、微觀、金融危機和泡沫經濟三個角度梳理資本賬戶開放對國家金融安全的影響機理。
第四章為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進程中的金融安全：以智利和泰國為例。本章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總結上世界 50 年代起至 21 世紀，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賬戶的分階段經歷；二是詳細論述智利資本賬戶開放的成功案例和泰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失敗案例，總結兩國資本賬戶開放對其國家金融安全、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影響。
第五章為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安全的實證分析。本章首先對資本賬戶開放度和金融安全指標進行量化測算。在指標選取和測算方法上，本文充分借鑒了前人的學術成果，致力于將指標構建的科學客觀。然后基于 PVAR 模型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度與金融安全指標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從實證研究角度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將樣本國家分為新興市場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分別進行計量分析。
2   文獻綜述
2.1 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對資本賬戶開放統一的定義，Alexander（2002）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是消除與資本流動相關的國際交易限制的過程。它不僅允許外國直接投資，而且允許資本流入債券和股票市場以及銀行部門，同時適用于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Okore&John（2013）將資本賬戶開放定義為一個用于測量經濟的開放程度的參數，這個參數可以衡量資本在不破壞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基礎上，從一個國家流入、流出至另一個國家的速度。管濤（2001）和溫建東（2001）總結現有的代表性定義及相應缺陷，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取消涉及不同貨幣的經常性交易、資本性交易的相關管制，并取消所有的歧視性匯率和稅收制度。
對于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則相對比較統一，國內較早對金融安全作出界定的學者有王元龍（1998）和梁勇（1999），其中王元龍（1998）認為金融安全是包括一國國際收支和國際資本流動在內的涉及貨幣流通的全部活動，并且他將一國對抗風險沖擊的能力做為衡量金融安全的標準，一個經濟體面對沖擊時抵御風險的能力越強，這個國家的金融安全程度越高，反之其金融安全程度越低。梁勇（1999）則認為金融安全是一個經濟體對抗內外金融沖擊，自身擁有的維持國內金融市場穩健運行的能力，并且各國因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不同，金融安全存在明顯的國別差異。顧海兵和夏夢（2011）強調金融風險的內外部傳導機制，論述在“外部”沖擊發生時，“內部”金融體系的運行情況。通過內外傳導渠道將金融安全定義為一國通過強化自身金融系統綜合能力，來保證其金融體系在受到外部金融沖擊時能穩健運行的能力。
2.2 資本賬戶開放度的衡量
總結學界學者構建資本賬戶開放指標的相關經驗，我認為對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兩種：法定測量法、事實測量法。
法定測量法側重從法律法規角度入手，以各國涉及資本項目管制的具體的法律法規為依據，通過相關測算方法進行估計。法定測算法的代表性指標有二元指標、奎恩指標、K-O 指標等。婁伶俐和錢銘（2011）總結了法定測量法和事實測量法的相應指標及改進過程，并指出法定測算法忽視了資本賬戶管制的實際性措施，不少國家從法律層面與實際操作層面對資本管制有不同的實施效果，因此法定測算法的可靠性值得質疑。
與法定測量法不同，事實測量法從實際資本流動的角度衡量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李軒和潘英麗（2013）總結了資本賬戶開放度事實測量法的改進，主要包括：一是采取資本賬戶各子項得分的加權平均替代算數平均；二是采用動態變化追蹤替代靜態水平；三是區分流動方向，分為資本流入及流出。
國內學者對金融安全指標的衡量通常使用專家統計法，整理多個指標體系，統計出使用最多的指標作為金融安全指數的參考指標，但其指標構建維度各有不同。其中顧海兵和夏夢（2011）運用專家統計法對包含 IMF、美國銀行監管部門采用的 CAMEL評級體系及其他眾多專家學者的金融安全指標在內的 11 套指標進行統計分析，認為金融安全能力是一國金融系統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何德旭（2012）同樣總結了八套國內學者可行的金融安全指標，從多個層面對選取的基礎指標進行分類。蔣海（2009）同樣從宏微觀和國際市場角度選取多個能反映金融安全的指標，并分別對其賦以 25%、50%和 25%的權重，通過主客觀賦值相結合的方法確定 17 個經濟指標的各自權重。
3 資本賬戶開放影響金融安全的傳導機制 ........................ 11
3.1  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安全的理論研究 .................................... 11
3.1.1  三元悖論 ............................................... 11
3.1.2  金融危機理論 ........................................ 11
4 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進程中的金融安全：以智利和泰國為例 .. 17
4.1  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歷史進程 ......................... 17
4.1.1 20 世紀 70-80 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逐步放松資本管制 ..................... 17
4.1.2 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資本賬戶的加速開放 ........................ 18
5 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安全的實證分析 ................ 22
5.1  資本賬戶開放度的測量 ......................................... 22
5.1.1  法定測量法 .................................. 22
5.1.2  事實測量法 .................................... 23
5   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安全的實證分析
5.1 資本賬戶開放度的測量
為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安全的實證分析，本文需要構建量化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和金融安全狀況的指標。通過研讀大量文獻，本文將目前影響力較廣的測算方法分為兩類：法定測算法和事實測算法。
資本賬戶開放度的兩種測算方法各有特點，法定測算法的指標獲取較為便捷，如目前國際上較為通用的 Chinn-Ito 指數、Quinn 指數等。但這些指標數據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法定開放度的測算具有較高的主觀性和離散型，且其計算較為粗糙，不能精確反映各國資本賬戶開放的變化情況。比較而言，事實測量法更能反應一國資本賬戶的實際情況，因此綜合評估兩類方法的優缺點，本文選擇以國際投資頭寸資產和負債占GDP 比重表示資本賬戶開放度。
選取 1998 年至 2019 年間 30 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樣本國家詳見表 5-1。原始變量包括各國的國際投資頭寸資產、國際投資頭寸負債、GDP，數據均來自于 IMF 官網、Wind 數據庫。
運用事實測量法對資本賬戶開放度的測量方式分別對30個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程度進行測量。為驗證指標構建的準確性，以泰國資本賬戶開放度為例，圖 5-1 為泰國資本賬戶開放度曲線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泰國資本賬戶開放未取得成功的結果，為應對危機帶來的沖擊，泰國對資本賬戶重新實行一些管制，泰國資本賬戶開放度曲線反映出 1998 年至 2000 年泰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并不高。即使受到危機重創，但泰國并未停止其資本賬戶的逐步放松，資本賬戶開放度緩慢上升，于 2008 年次貸危機略有下降，隨后于 2017 年達到歷史最高值。由事實測量法計算得出的泰國資本賬戶開放度情況基本與現實吻合。采用同樣的測算方法對剩余 29 個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度進行測算，以便之后的實證分析。
6   中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和對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政策建議
6.1 中國資本賬戶開放歷程
1978 年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改革開放后，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需求增強，我國逐漸放開對資本賬戶的管制。資本賬戶開放初期，為吸引外來投資者，政府制定了較多優惠外企的政策措施。1996 年中國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至此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達到了一個新階段。然而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于泰國并波及周邊諸多國家，中國亦未能幸免。1997 年至 1999 年為減小國際金融沖擊對國內市場的影響，這段時期的資本管制較為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