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探究了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汽車產業出口現狀，并進一步詳細分析了中國汽車產業對美出口現狀，并通過引進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采用規范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汽車產業及上下游相關產業鏈的沖擊效應做了全面性的分析和測度。
1.緒論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的背景
我國經濟目前處于轉軌時期，GDP 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處于深度優化狀態。值此經濟發展背景下，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縮小貿易逆差、擴大本國就業等為由，在世界范圍內挑起貿易沖突。同時，為遏制中國崛起、維護世界霸權，美國政府則將中國作為貿易競爭的主要對手。2018 年 4 月 3 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正式公布對華加征關稅清單，從而使得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而中美之間多達“十一輪”的貿易談判亦未能阻止美國加征關稅的行為，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不斷升級，愈演愈烈，中美之間的關系也更加復雜。中美貿易摩擦的出現及加劇無疑會令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與發展面臨更大的壓力。我國汽車產業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政府產業政策的扶持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且汽車產業的發展水平也體現著一國工業制造綜合水平的高低。自 2009年開始到 2019 年，中國連續十一年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大國①，但大而不強卻成為共識。在相關政策的促進和支持下，中國汽車產業逐步擺脫對外資的依賴，但中美之間“貿易戰”的爆發會使得我國汽車產業及上下游產業鏈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汽車產業走向獨立化、自主化、高水平的路徑受到影響，進而加劇我國經濟復蘇和轉型的困難。 1.2.文獻綜述
1.2.1 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緣由
趙春明①（2018）基于增加值貿易的視角指出中國并未從中美貿易逆差中獲得全部的貿易利益，且美國亦可以從與中國的逆差中獲得廉價工業品，保持國內物價與消費水平穩定，并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中美貿易利益不均衡的原因在于：（1）增加值貿易是構成中美貿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基礎；(2)勞動力價格差異是造成中美貿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因素。董琴②（2018）基于分析指出“美國優先”這一理念是理解特朗普政府各種政策導向的前提，中美的貿易糾紛和特朗普全球“零關稅”政策表面上的沖突本質上也是對這一理念的體現，目的是在于遏制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崛起，維持美國“全球霸主”地主，建立和維持以美國為核心、美國具有絕對話語權的國際經貿秩序。這種理念及相應的措施實質上也是一種“逆全球化”的體現，對當前現有的國際經貿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對全球化進程也形成了一定的阻礙。基于中國和美國的官方數據，Fung③等（2019）認為有許多復雜的因素扭曲了雙邊貿易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再出口、再出口加價、服務貿易和赤字轉移。因此，通過轉口和再出口加價調整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平衡法進行修正和調整后發現，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會由美國官方公布的 338 億美元縮減為 233 億美元，進而表明測算方法與途徑亦是造成中美兩國之間巨大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從理論層面分析而言，張二震等④（2019）指出美國面臨外部利益失衡（主要包括靜態貿易利益的分配失衡和動態貿易利益的失衡），即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所獲得的利益不均衡與內部利益失衡；但在其上述利益失衡當中，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失衡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對外貿易逆差態勢而造成的外部動態利益失衡是促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世界范圍內挑起貿易沖突、發起“貿易戰”的主要誘因。Shujiro①（2019）從美日摩擦的歷史經驗指出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是:(一)減少雙邊貿易逆差;(二)制止中國企業侵犯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讓等不正當貿易行為。
2.理論基礎及貿易摩擦影響的傳導機制
2.1 相關概念界定
國際貿易摩擦：一般來說，國際貿易摩擦是指在國際經貿往來等經濟活動中有著一定聯系的貿易主體，為了保證本國貿易利益、追求貿易利潤而針對某種貿易問題產生的糾紛和矛盾（張二震等①，2006）。根據這一定義，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貿易主體。貿易是一種雙向或者多邊行為，因此貿易主體至少涉及兩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且二者之間有一定的貿易聯系，這是產生貿易摩擦的前提。第二，貿易利益沖突是國與國之間爆發貿易糾紛的核心所在。兩國出現貿易摩擦問題也正是基于貿易利益分配不均：即一國占有貿易利益的絕大部分，貿易收支不平衡（或失衡）；或者一國向另一國或地區出口大量產品，對該國相關產業造成沖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受沖擊國經濟出現衰退。因此，為維護本國利益則會不可避免的出現貿易糾紛問題。第三，國際貿易沖突也可由相互貿易的主體實施相反或報復性的貿易政策引起。如在國際貿易過程中，一國采取自由的貿易政策，而另一方則實施貿易保護政策，或者雙方均實施具有破壞性的貿易政策，則貿易國之間必然會產生貿易摩擦問題。第四，貿易摩擦造成的結果往往是非正和的。國際貿易主體之間的貿易沖突會導致零和博弈或者負向的博弈結果，即摩擦不會出現使雙方均獲利的貿易糾紛。
完全競爭市場：市場是一種組織形式或制度安排，在這種形式或制度下參與交易的雙方進行買賣商品，并依據買賣雙方力量的大小決定交易商品的價格和交易的數量②。市場可劃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四種類型。上述市場結構的劃分主要取決于四個因素：一是，市場中生產廠商（或企業）的數量，一般而言壟斷市場僅有一個生產廠商，完全競爭市場存在大量的生產廠商；二是，市場中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差異化程度，即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產品是無差別的、可完全替代的，而壟斷市場中產品則不具有可替代性，是獨一無二的；
2.2 貿易摩擦的表現形式
貿易的本質是各種商品和服務在某一特定的區域范圍內實現交換，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而國際貿易則是貿易從國內延伸到國際。基于交換行為，交易者得以實現利益分配，從而產生利益分配問題。國際貿易則是通過跨國交換行為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而國際貿易摩擦則是這一重新配置過程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糾紛和沖突。根據貿易摩擦所呈現的形式以及產生緣由，可將國際貿易摩擦分為顯性貿易摩擦和隱性貿易摩擦（王領③，2006）。顯性貿易摩擦主要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所引起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沖突，是當前常見的貿易摩擦表現形式。上述表現形式在貿易國的合理利益受到沖擊后可向 WTO 申請實施，因此均為 WTO 所允許的臨時保護舉措，主要有實施難度較小、雙向等特征，屬于貿易救濟的范疇。其中雙向是指發達經濟體可以針對發展中經濟體實施，發展中經濟體亦可以針對發達經濟體實施，即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互相實施。反傾銷是目前三種臨時保護措施中最主要的貿易沖突表現形式，也是導致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隱性貿易摩擦則主要指可能存在的貿易沖突，即潛在的貿易沖突糾紛，包括由知識產權保護、技術標準等引起的貿易摩擦。這類貿易摩擦形式是國家間貿易摩擦可能的表現形式，呈現出實施難度大、單向等特征。其中單向的主要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實力的差距、科技發展水平的不足或技術上的落后性等原因沒有能力或條件向發達國家實施，一般只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實施。因此，相對顯性貿易摩擦，隱形貿易摩擦使用頻率較低，大多數情形以一種附加手段的形式出現國際貿易沖突當中。
3.中美經貿關系及貿易摩擦現狀分析 ............................. 31
3.1 中美經貿關系現狀及特點 .............................. 31
3.1.1 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歷程 ................................ 31
3.1.2 中美經貿具有互補性 ................................ 34
4.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汽車產業進出口的影響分析 ............................... 45
4.1 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現狀 ................................... 45
4.2 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汽車產業出口現狀分析 ...................... 46
5.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汽車產業影響的實證分析 ............................... 58
5.1 模型引進與數據來源 ............................. 58
5.1.1 模型介紹 .................................... 58
5.1.2 模型優勢及局限性 ........................... 59
5.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汽車產業影響的實證分析
5.1 模型引進與數據來源
5.1.1 模型介紹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最早由約翰森在 1960 年提出，是一種用于模擬經濟運行、量化政策沖擊效應等現實問題的計量經濟學方法。CGE 模型可分為單國 CGE 模型、多國 CGE 和全球 CGE 模型;模型亦可劃分為標準靜態 CGE 模型和動態 CGE 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在分析稅收、外貿政策等變動對一個國家或者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投資測算分析、經濟增長預測等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其應用較為成功的關鍵在于它可將經濟系統不同的組成部分連接在一起，建立一定的數量關系，并借助模型內已有的經濟關系和數理化知識量化一個部分對另一部分的影響。CGE模型的基礎是投入產出模型，但與其有著較大的差異。對于投入產出模型而言，產業投入與產出之間的聯系和關聯效應是其核心所在，但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則在更大范圍內（即整個經濟系統的約束下）將不同的經濟組成部分聯系起來，從而超越了投入－產出模型。此外，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比較而言，CGE模型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可建立一個系統性、全局性的框架，從而將微觀經濟主體的各種行為描述納入其中，并搭建了一套服務于經濟系統內部協調的相互作用機制。此外，在 CGE 所構建的經濟系統的網絡鏈條之中，社會經濟主體的供給與需求的決策主要同模型相關聯，它則會根據經濟主體所做出的最優化決策行為，將決策行為影響傳導、傳遞到整個經濟系統網絡鏈條當中。這種影響具有其他局部均衡模型所不具有的特點：既可實現前向聯系，也可后向關聯；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 6.結論及政策性建議
6.1 主要結論
本文主要通過采用文獻整理歸納法，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已有文獻進行分析和整理，并對汽車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進行了分析和梳理，從而奠定了文章后續分析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探究了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汽車產業出口現狀，并進一步詳細分析了中國汽車產業對美出口現狀，并通過引進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采用規范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汽車產業及上下游相關產業鏈的沖擊效應做了全面性的分析和測度。因此，本文基于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汽車產業產銷結構逐步優化，產品結構也日趨合理化。乘用車比例不斷攀升，商用車比例則相對下降。此外，中國汽車產業集中度不斷提升，從而為汽車產業不斷做大做強提供了保障，且汽車產業的研發投入不斷增加，產業創新能力也進一步提升。
第二，零部件出口占據中國汽車產業對美出口的絕大部分比重。中國汽車產業對美出口集中在零部件出口上，出口比重占據對美出口總額的九層以上，但中美貿易摩擦對整車出口的影響遠大于對零部件出口的影響，這是由于美國加征關稅并未對中國汽車零部件商品征收關稅，因此零部件出口未受實質性影響，且有進一步增加的勢頭。但由于中國的反制措施中，對美國出口的整車加征了相應的關稅，從而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汽車產品出口整體上處于下降狀態。
第三，對美出口貿易依存度仍處于較高水平。中國汽車產業自 2014 年以來對美出口的貿易依存度一直處于上升狀態，盡管 2018 年中美爆發貿易沖突以來，中國汽車產業的對美貿易依存度有所降低，但仍處于高位狀態。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會對中國汽車產業轉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由汽車制造大國轉向汽車制造強國形成較大的阻礙，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制造 2025”戰略造成影響，進而達到美國遏制中國發展，實施全球霸權的目的。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