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思考
時間:2022-11-10 來源:51mbalunwen.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研究主要關注可持續創業對于企業聲譽及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通過獲得企業聲譽從而實現企業績效是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成長的重要路徑。
第一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可持續創業
一、可持續創業的概念及測量
創業可持續化的研究趨勢萌生于生態創業的研究之中。一方面,工業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大量的環境問題,亟待一種能夠打破固有行業范式的創新形式來改善;另一方面,學者們發現生態活動中蘊藏著富有前景的新市場,有待企業去開發(Quinn,1971)。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綠色創業、生態創業和環境創業等研究主題(Keogh & Polonsk,1998)。在這類創業研究悄然興起的同時,學者們也將視野擴展到創業的社會效益,并且注意到創業動機除了利己動機外還包含利他動機,如公共服務動機(Perry,1996)。于是,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相關的研究越來越豐富,Dees(2007)認為社會創業的使命是持續的創造社會價值,通過不斷開發新的機會來實現目標,它們勇于對服務對象和行為結果負責,持續的調整、創新和學習,進而為社會帶來改變。隨著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更加全面,以及對創業效用的期望越來越大,可持續創業(SE,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這樣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概念被提出并備受矚目。它強調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目標的統一發展,不僅考慮經濟行為與環境的相關性,也將社會問題納入其中,所以可以將其視作對生態創業和社會創業研究的繼承與發展。
關于可持續創業,學界尚未形成明確定義,Teran-Yepez等(2020)認為當前關于SE的定義可以分為兩個流派,一是基于可持續管理視角的,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強調TBL與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重要性,創業活動是附屬的,他們認為創業者應該將可持續發展視為獨特的商業機會,它將有助于將當前經濟轉變為可持續經濟,為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代表學者如Lans等(2014);二是基于創業過程視角的,學者們將TBL與創業過程結合,強調創業者與機會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創業者能完全意識到其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商業模式的基礎,創業者能識別長期的創業機會,代表學者如Cohen和Winn(2007)。目前為止關于SE的主流定義如表1-1所示。 第二節 企業聲譽
一、企業聲譽的概念及測量
企業聲譽是一個合法化過程的產物(Rao, 1994),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受眾通過不同的信息線索或信號來觀察企業的行為及其一致性,通過判斷公司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承諾從而形成對公司未來的期望。Fombrun(2005)認為企業聲譽是利益相關者的看法和利益以及企業如何滿足這些看法和利益的總和,它表明,企業聲譽是一種組織屬性,反映了利益相關者認為企業“好”的程度。一個擁有良好企業聲譽的公司可能會有更高的盈利能力,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及持續的戰略優勢。Barnett等人(2006)確定了聲譽的三個不同組成部分:意識、評價和資產。其中,聲譽意識指的是利益相關者基于對組織的普遍認知而形成的對組織的看法;聲譽評價是指組織在相關利益相關者評價下的組織狀態;聲譽資產是指聲譽作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為組織提供的公認價值。聲譽作為一種非物質層面的企業資產具有不可復制的優勢,具備帶來大量物質及非物質財務的能力。
學者們普遍認為,企業聲譽是基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愿景和領導能力、財務業績、工作場所環境、社會和環境責任以及情感吸引力的評估(Baumgartner等,2020)。迄今為止,Fortune ranking是衡量聲譽使用最廣泛的指數(Roberts & Dowling, 2002;Melo等,2012)。《財富》雜志的聲譽指數由8個方面的調查得出的總體衡量指標組成:產品或服務的質量,社區和環境責任,吸引,培養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財務穩健性,創新性,作為長期投資的價值,管理質量和公司資產的使用。然而,財富調查只包括很少的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和資本市場),并不包括其他利益相關者,且主要是美國大型企業(Gatzert,2015)。
第二章 理論與假設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信號理論
自Spence(1973)提出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以來,它被廣泛的使用在市場營銷、旅游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領域。Connelly等(2011)以時間軸的形式具體解釋了信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即發送者(Signaler),接收者(Receiver),信號本身(Signal)及反饋(Feedback)(見圖4)。信號傳遞者是信號理論的核心,也稱為“局內人” (如高管或經理),他們獲取關于個人、產品或組織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外部人覺得有用卻無法獲得的,也就是說局內人擁有特權視角。然而,局內人所獲得的信息本身不完全是積極的,也有可能是消極的,他們需要確定是否或者用何方式將哪些信息傳遞給外部人。信號理論強調有目的地將內部人持有的積極信息分享給外部人,以此傳達有關某個實體的積極屬性,所以局內人不會為了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而傳遞負面信息。為了讓外部人獲得局內人想要傳遞的信息,就需要保持信息的有效性。
有效的信息有兩個特征:第一個是信號的可觀測性,指的是外界能夠注意到信號的程度。如果局內人采取的行動不容易被外人察覺,那么就很難用這些行動來與接收者溝通;第二個是信號成本,一些信號發送者更能承擔相關成本。例如,由于認證的耗時性,IS9000的認證成本很高。與低質量的制造商相比,高質量的制造商更容易且以更低的成本獲得認證,這些成本使得傳遞虛假信號的可能性也會降低。信號的有效性可以通過發送更多可觀察到的信號或增加信號的數量(即信號頻率)來提高。根據信號模型,信號接收者是缺乏相關組織信息但希望接收這些信息的局外人。接收信號的外部人員(接收方)可以從獲得的信息中獲益,信號發送者也通過接收者以積極的方式回應或行動來尋求利益。
第二節 假設推理
一、可持續創業與新創企業績效的關系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過創業對企業績效的積極作用,而當今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商業模式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可持續創業代表著實現機遇的真正挑戰。可持續性企業必須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努力,并長期進行下去。如果企業的目標是存續多年,它必須能夠為自己、環境和社會創造價值(Ramos-González等,2017)。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績效,一方面,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通過利用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創業機會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Dean等,2007),在這一過程中,更容易形成新的或更契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服務或商業模式,這將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Lans等,2014),幫助新創企業搶占市場份額,獲取更多的經濟回報;另一方面,基于信號理論,積極的信號傳遞容易產生良好的反饋,所以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因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傳遞的社會使命,更容易獲得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尊重與認可,不論是企業員工還是顧客都會支持該企業的發展(Chun,2005),市場接受度又會進一步帶來投資者的認可,這將為其帶來充足的資金流。二是對社會績效,可持續創業企業基于可持續發展問題而產生,創業者及其企業的可持續創業行為不僅能夠使自身企業獲取競爭優勢,還往往會改善社區環境、帶動上下游企業及整個社會的進步、向社會傳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幫助解決貧困生態等社會問題;另外,有研究表明,在財務方面表現良好的公司也自覺的參與到社會績效中來,因為它們會盡量降低風險(若聲譽受到損害,會影響到財務績效)、考慮外部期望和利益互惠。并且,由于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為多方利益相關者群體創造價值,這將使它比那些定位狹窄的企業獲得更大的成功和更長期的生存能力(Priem, 2007;Porter & Kramer,2011;Tantalo和Priem, 2016)。基于此,我們提出假設:
H1: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經濟績效有積極的影響。
H2: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社會績效有積極的影響。
第三章 研究過程與方法 .............................. 27
第一節 問卷設計 ................................... 2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28
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 37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 37
第二節 理論貢獻 .............................. 38
第三章 研究過程與方法
第一節 問卷設計
本次調研問卷主要變量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可持續創業;企業聲譽;自我推廣;新創企業績效(經濟&社會)(見表3-1)。使用的均為西方成熟量表,在兩位管理學背景的博士研究生的幫助下對進行了雙向互譯,使之符合中國情境。 可持續創業(自變量):本文使用Munoz等(2015)用文獻研究及訪談的方式總結出的8題項單維度量表,該量表是目前可持續創業行為表征最明顯的量表,具體題項如“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和生活福祉”等。
企業聲譽(中介變量):由于多數新創企業的財務信息未公開,所以本文選擇主觀測量的方式,使用Vidaver-Cohen等(2014)的4題項單維量表,如 “我的公司是值得敬佩和尊敬的”等。
自我推廣(調節變量):本研究采用的是Bolino等(1999)開發的自我推廣量表,共包含4個題項,如:“我驕傲地談論我的經歷或教育”等。
新創企業績效(因變量):由于可持續創業是一種較新的創業方式,國內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規模。所以,我們參照Soto-Acosta等(2016)的做法,采用關鍵線人法,讓創始人或創業團隊成員對企業績效進行自我報告。本文借鑒Liu 等(2015)和張秀娥等(2018)的做法,分別從社會和經濟角度衡量企業過去一個年度的績效情況。整個量表包括2個部分,共11個題項。
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可持續創業有助于新創企業完成經濟&社會績效
相關分析的結果(見表3-5)顯示,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社會績效在p<0.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r=0.358);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經濟績效在p<0.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r=0.393)。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3-6)顯示,可持續創業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社會績效(β=0.348, p<0.001);可持續創業也可以有效地正向預測新創企業經濟績效(β=0.399, p<0.001)。根據三重底線(TBL)的視角,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與傳統企業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不僅尋求經濟利益的實現,而是將可持續實踐作為企業的核心業務,所以在進行可持續創業實踐時,會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如將社會問題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嵌入)、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傳遞、生產供應流程的升級改造等行為,將企業經濟目標的實現與社會價值的實現有效結合。可持續創業在可持續發展議題非常緊迫的情境下應運而生,它能夠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情況下的社會環境問題,完成社會績效;也能填補市場中的空白,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肯定,形成自身的競爭優勢,這也是傳統商業創業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對于新創企業來說,自我造血能力直接關乎其是否能跨過“死亡之谷⑦”生存下來并茁壯成長。可持續創業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自身的商業模式能夠得到政府、投資者、顧客、雇員等的認可與尊重,在短期內獲得足夠的資金、人員、政策支持,并能再次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
二、企業聲譽的中介作用
逐步回歸結果(表3-6)顯示企業聲譽在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社會&經濟績效的正向關系中起中介作用(β=0.282, p<0.001;β=0.295, p<0.001)。企業聲譽是企業合法性過程的產物,對于新創企業來說,由于缺乏社會記錄,很難在短時間內向組織受眾展現專業性和可靠性。可持續創業行為作為一種高質量的信號,傳遞出的是對社會有益且希望能得到大家認可與支持的信息,這種信息使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能夠感同身受且參與到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開發中,對于企業的認同感隨之增加,從而提高企業的企業聲譽。在當下,各方利益相關者會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這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環境和社會導向。
參考文獻(略)
第一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可持續創業
一、可持續創業的概念及測量
創業可持續化的研究趨勢萌生于生態創業的研究之中。一方面,工業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大量的環境問題,亟待一種能夠打破固有行業范式的創新形式來改善;另一方面,學者們發現生態活動中蘊藏著富有前景的新市場,有待企業去開發(Quinn,1971)。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綠色創業、生態創業和環境創業等研究主題(Keogh & Polonsk,1998)。在這類創業研究悄然興起的同時,學者們也將視野擴展到創業的社會效益,并且注意到創業動機除了利己動機外還包含利他動機,如公共服務動機(Perry,1996)。于是,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相關的研究越來越豐富,Dees(2007)認為社會創業的使命是持續的創造社會價值,通過不斷開發新的機會來實現目標,它們勇于對服務對象和行為結果負責,持續的調整、創新和學習,進而為社會帶來改變。隨著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更加全面,以及對創業效用的期望越來越大,可持續創業(SE,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這樣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概念被提出并備受矚目。它強調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目標的統一發展,不僅考慮經濟行為與環境的相關性,也將社會問題納入其中,所以可以將其視作對生態創業和社會創業研究的繼承與發展。
關于可持續創業,學界尚未形成明確定義,Teran-Yepez等(2020)認為當前關于SE的定義可以分為兩個流派,一是基于可持續管理視角的,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強調TBL與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重要性,創業活動是附屬的,他們認為創業者應該將可持續發展視為獨特的商業機會,它將有助于將當前經濟轉變為可持續經濟,為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代表學者如Lans等(2014);二是基于創業過程視角的,學者們將TBL與創業過程結合,強調創業者與機會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創業者能完全意識到其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商業模式的基礎,創業者能識別長期的創業機會,代表學者如Cohen和Winn(2007)。目前為止關于SE的主流定義如表1-1所示。 第二節 企業聲譽
一、企業聲譽的概念及測量
企業聲譽是一個合法化過程的產物(Rao, 1994),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受眾通過不同的信息線索或信號來觀察企業的行為及其一致性,通過判斷公司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承諾從而形成對公司未來的期望。Fombrun(2005)認為企業聲譽是利益相關者的看法和利益以及企業如何滿足這些看法和利益的總和,它表明,企業聲譽是一種組織屬性,反映了利益相關者認為企業“好”的程度。一個擁有良好企業聲譽的公司可能會有更高的盈利能力,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及持續的戰略優勢。Barnett等人(2006)確定了聲譽的三個不同組成部分:意識、評價和資產。其中,聲譽意識指的是利益相關者基于對組織的普遍認知而形成的對組織的看法;聲譽評價是指組織在相關利益相關者評價下的組織狀態;聲譽資產是指聲譽作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為組織提供的公認價值。聲譽作為一種非物質層面的企業資產具有不可復制的優勢,具備帶來大量物質及非物質財務的能力。
學者們普遍認為,企業聲譽是基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愿景和領導能力、財務業績、工作場所環境、社會和環境責任以及情感吸引力的評估(Baumgartner等,2020)。迄今為止,Fortune ranking是衡量聲譽使用最廣泛的指數(Roberts & Dowling, 2002;Melo等,2012)。《財富》雜志的聲譽指數由8個方面的調查得出的總體衡量指標組成:產品或服務的質量,社區和環境責任,吸引,培養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財務穩健性,創新性,作為長期投資的價值,管理質量和公司資產的使用。然而,財富調查只包括很少的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和資本市場),并不包括其他利益相關者,且主要是美國大型企業(Gatzert,2015)。
第二章 理論與假設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信號理論
自Spence(1973)提出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以來,它被廣泛的使用在市場營銷、旅游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領域。Connelly等(2011)以時間軸的形式具體解釋了信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即發送者(Signaler),接收者(Receiver),信號本身(Signal)及反饋(Feedback)(見圖4)。信號傳遞者是信號理論的核心,也稱為“局內人” (如高管或經理),他們獲取關于個人、產品或組織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外部人覺得有用卻無法獲得的,也就是說局內人擁有特權視角。然而,局內人所獲得的信息本身不完全是積極的,也有可能是消極的,他們需要確定是否或者用何方式將哪些信息傳遞給外部人。信號理論強調有目的地將內部人持有的積極信息分享給外部人,以此傳達有關某個實體的積極屬性,所以局內人不會為了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而傳遞負面信息。為了讓外部人獲得局內人想要傳遞的信息,就需要保持信息的有效性。
有效的信息有兩個特征:第一個是信號的可觀測性,指的是外界能夠注意到信號的程度。如果局內人采取的行動不容易被外人察覺,那么就很難用這些行動來與接收者溝通;第二個是信號成本,一些信號發送者更能承擔相關成本。例如,由于認證的耗時性,IS9000的認證成本很高。與低質量的制造商相比,高質量的制造商更容易且以更低的成本獲得認證,這些成本使得傳遞虛假信號的可能性也會降低。信號的有效性可以通過發送更多可觀察到的信號或增加信號的數量(即信號頻率)來提高。根據信號模型,信號接收者是缺乏相關組織信息但希望接收這些信息的局外人。接收信號的外部人員(接收方)可以從獲得的信息中獲益,信號發送者也通過接收者以積極的方式回應或行動來尋求利益。
第二節 假設推理
一、可持續創業與新創企業績效的關系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過創業對企業績效的積極作用,而當今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商業模式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可持續創業代表著實現機遇的真正挑戰。可持續性企業必須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努力,并長期進行下去。如果企業的目標是存續多年,它必須能夠為自己、環境和社會創造價值(Ramos-González等,2017)。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績效,一方面,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通過利用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創業機會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Dean等,2007),在這一過程中,更容易形成新的或更契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服務或商業模式,這將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Lans等,2014),幫助新創企業搶占市場份額,獲取更多的經濟回報;另一方面,基于信號理論,積極的信號傳遞容易產生良好的反饋,所以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因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傳遞的社會使命,更容易獲得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尊重與認可,不論是企業員工還是顧客都會支持該企業的發展(Chun,2005),市場接受度又會進一步帶來投資者的認可,這將為其帶來充足的資金流。二是對社會績效,可持續創業企業基于可持續發展問題而產生,創業者及其企業的可持續創業行為不僅能夠使自身企業獲取競爭優勢,還往往會改善社區環境、帶動上下游企業及整個社會的進步、向社會傳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幫助解決貧困生態等社會問題;另外,有研究表明,在財務方面表現良好的公司也自覺的參與到社會績效中來,因為它們會盡量降低風險(若聲譽受到損害,會影響到財務績效)、考慮外部期望和利益互惠。并且,由于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為多方利益相關者群體創造價值,這將使它比那些定位狹窄的企業獲得更大的成功和更長期的生存能力(Priem, 2007;Porter & Kramer,2011;Tantalo和Priem, 2016)。基于此,我們提出假設:
H1: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經濟績效有積極的影響。
H2:可持續創業對新創企業社會績效有積極的影響。
第三章 研究過程與方法 .............................. 27
第一節 問卷設計 ................................... 2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28
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 37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 37
第二節 理論貢獻 .............................. 38
第三章 研究過程與方法
第一節 問卷設計
本次調研問卷主要變量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可持續創業;企業聲譽;自我推廣;新創企業績效(經濟&社會)(見表3-1)。使用的均為西方成熟量表,在兩位管理學背景的博士研究生的幫助下對進行了雙向互譯,使之符合中國情境。 可持續創業(自變量):本文使用Munoz等(2015)用文獻研究及訪談的方式總結出的8題項單維度量表,該量表是目前可持續創業行為表征最明顯的量表,具體題項如“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和生活福祉”等。
企業聲譽(中介變量):由于多數新創企業的財務信息未公開,所以本文選擇主觀測量的方式,使用Vidaver-Cohen等(2014)的4題項單維量表,如 “我的公司是值得敬佩和尊敬的”等。
自我推廣(調節變量):本研究采用的是Bolino等(1999)開發的自我推廣量表,共包含4個題項,如:“我驕傲地談論我的經歷或教育”等。
新創企業績效(因變量):由于可持續創業是一種較新的創業方式,國內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規模。所以,我們參照Soto-Acosta等(2016)的做法,采用關鍵線人法,讓創始人或創業團隊成員對企業績效進行自我報告。本文借鑒Liu 等(2015)和張秀娥等(2018)的做法,分別從社會和經濟角度衡量企業過去一個年度的績效情況。整個量表包括2個部分,共11個題項。
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可持續創業有助于新創企業完成經濟&社會績效
相關分析的結果(見表3-5)顯示,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社會績效在p<0.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r=0.358);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經濟績效在p<0.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r=0.393)。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3-6)顯示,可持續創業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社會績效(β=0.348, p<0.001);可持續創業也可以有效地正向預測新創企業經濟績效(β=0.399, p<0.001)。根據三重底線(TBL)的視角,可持續創業者及其企業與傳統企業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不僅尋求經濟利益的實現,而是將可持續實踐作為企業的核心業務,所以在進行可持續創業實踐時,會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如將社會問題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嵌入)、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傳遞、生產供應流程的升級改造等行為,將企業經濟目標的實現與社會價值的實現有效結合。可持續創業在可持續發展議題非常緊迫的情境下應運而生,它能夠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情況下的社會環境問題,完成社會績效;也能填補市場中的空白,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肯定,形成自身的競爭優勢,這也是傳統商業創業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對于新創企業來說,自我造血能力直接關乎其是否能跨過“死亡之谷⑦”生存下來并茁壯成長。可持續創業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自身的商業模式能夠得到政府、投資者、顧客、雇員等的認可與尊重,在短期內獲得足夠的資金、人員、政策支持,并能再次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
二、企業聲譽的中介作用
逐步回歸結果(表3-6)顯示企業聲譽在可持續創業和新創企業社會&經濟績效的正向關系中起中介作用(β=0.282, p<0.001;β=0.295, p<0.001)。企業聲譽是企業合法性過程的產物,對于新創企業來說,由于缺乏社會記錄,很難在短時間內向組織受眾展現專業性和可靠性。可持續創業行為作為一種高質量的信號,傳遞出的是對社會有益且希望能得到大家認可與支持的信息,這種信息使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能夠感同身受且參與到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開發中,對于企業的認同感隨之增加,從而提高企業的企業聲譽。在當下,各方利益相關者會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這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環境和社會導向。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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