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六國銀行業 系統性金融風險思考
時間:2022-11-20 來源:51mbalunwen.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筆者認為東盟國家中較多國家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我們發現不良貸款率對于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最大。我國經濟金融對外依存度較高且發展水平與東盟國家相近的省份,應對加強對不良貸款率這一指標的監測與風控,以減小相關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一章 引言
1.1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
1.1.1 選題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本不足的金融機構普遍虧損與破產,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外部性。次貸危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提供了現實案例,2008年G20峰會發表了對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描述:“在經過一段時間全球經濟增長過后,全球資本流量規模加大,但經濟穩定仍是市場常態,在此種背景下,市場對于高收益的追求逐漸增強,并且放松了對于金融風險的認識,導致沒有采取足夠的風險管控措施。與此同時,薄弱的風險管理標準,不健全的風險管理規范,愈來愈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加大了金融杠桿,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到一起,風險不斷累積,造成了當前的金融危機”。
自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東盟的經濟在復蘇中加速成長,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東盟10國的總GDP已超過3萬億美元,是繼中國和印度之后增速最快的經濟體。而經濟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東盟經濟體金融業的蓬勃發展,自2005年以來,東盟的金融業發展迅速,并且從結構上看,東盟國家的金融業主要由銀行主導,東盟金融部門中銀行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我國更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逐漸推進,我國與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溝通交流日益密切。2020年,我國已經連續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東盟也首次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6846.0億美元,同比增長6.7%。自東盟進口3008.8億美元,同比增長6.6%。 1.2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1.2.1 研究內容
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金融發展水平更是參差不齊。為研究東盟國家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采用目前廣泛使用的SRISK指標來度量東盟國家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并且就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展開研究。
本文的研究邏輯遵循引文背景-理論研究-實證研究-結論的基本框架,第一章為引文背景部分,第二至三章為理論研究部分,第四至五章為實證分析部分,第六章為研究結論部分。研究內容主要由以下六個部分構成:
第 1 章為引言。主要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界定相關研究概念,交代論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創新點及其不足。
第2章為文獻綜述,主要是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綜述。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目前有多種理論,本文對各種理論進行了梳理,并為后面理論分析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借鑒。其次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目前有多種方式,本文論述了多種方法,并且對為什么選取SRISK指標做出了分析說明,最后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做了研究綜述。
第3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理論分析框架。該章節主要分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測度與影響因素理論。分析風險成因時從微觀、中觀與宏觀等三個角度來分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和生產演化機制。隨后分析了SRISK的定義與度量機制,最后分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微觀因素與宏觀因素。
第4章定量分析了東盟國家銀行業系統性金融風險。首先介紹東盟六國的銀行業風險現狀,其次將東盟六國銀行的SRISK計算出來,將各國樣本銀行的SRISK加總后進行排序。并且為了剔除銀行資產規模的影響,我們選用了SRISK/資產規模這一指標作為銀行的相對風險值,我們對這個相對風險值進行了加總,對東盟六國進行排序。
第5章重點分析東盟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本文將各國銀行的SRISK/資產規模這一相對風險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解釋變量分為微觀因素與宏觀因素。并且將樣本分為東盟六國總體與各國進行分析。
第6章是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以實證結果為基礎,將各國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切入點,充分結合東盟各國的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現狀就如何深化我國面向東盟的金融合作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與成因研究綜述
De Bandt(2000)較早地給出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即某個金融機構的倒閉或單個金融市場的崩潰導致一些其他金融機構或市場倒閉或崩潰。廣義的定義還包括金融機構或市場受到一系列負面沖擊而在同一時間段內倒閉或崩潰的風險,這些沖擊通常為經濟周期波動或通貨膨脹率的突然上升。另一個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為一個或一系列系統性事件對于市場上大量的金融機構或市場產生了明顯的負面沖擊,對金融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嚴重的損傷,進而妨礙經濟增長,降低實體經濟產出水平,最后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其他一些研究,如Schwarcz(2008)和IMF(2009)從相關暴露、負外部性、傳染的角度定義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含義。
系統性風險的成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又包括單個金融機構以及金融體系內的風險因素。
(一)內部因素
金融機構的過度創新、高杠桿經營、存貸款期限錯配等因素導致單個金融機構產生及累積金融風險(陶玲,2015)。一是金融機構扭曲的激勵機制(Schwarcz等人,2011)。Minsky(1982)認為代理人如果希望通過投資來獲取短期的高額回報,會導致公司經營短視,而忽視了長期價值,利益會驅動代理人進行高風險的金融實踐活動。在經濟繁榮期,市場表現會刺激代理人承擔更多的風險來獲取高回報,但長期的高風險回報并不可持續,市場的集體行為會加強資產泡沫,情況嚴重時引發金融危機。二是金融市場的過度創新以及高杠桿運營。金融產品的過分創新,和金融中對杠桿工具的過量使用,使得產品和服務的復雜程度不斷上升,加劇了市場震蕩,機構的高杠桿操作將明顯增強金融體系的脆弱度,加大金融風險。在經濟繁榮時期,風險溢價較低,商業銀行的加杠桿動作將增加其對實體經濟的流動性供應,在流動性充裕的條件下,金融系統的投機資本與龐氏融資資本比例會提升,推高資產價格,累積金融風險,在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過程中,此時市場上資金供求的敏感性已經大幅提升,當市場受到負向沖擊時,容易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大幅增加,加劇風險的傳播(Aikman等人,2017;Jorda等人,2016)。三是銀行的存貸款期限錯配(Brunner Meier and Oehmke,2013)。銀行通過將負債轉化為資產從而為實體經濟提供流動性,但存貸的期限不一致會造成流動性風險,而流動性風險暴發往往會引發銀行破產倒閉,通過同業傳染效應導致金融風險的集中暴發。四是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在經濟繁榮期,人們會產生樂觀的利潤增長預期,這種預期會導致社會內部的信貸規模逐漸增加,市場會出現有助于投機的金融創新機會,增大資產價格泡沫。而非理性的市場行為會增加市場的波動,在市場下行期會使得大量的企業面臨困境,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Kindleberger,1987)。五是在金融體系內代理人的道德風險(Bongani等人,2015)。因為缺乏監管,當金融機構得到政府直接或隱性擔保時,道德風險就將造成機構過度承受的金融風險(Corsetti等人,1998)。
2.2 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研究綜述
按照使用的方法和模型的不同,我們將銀行業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的文獻分為四類。
一是基于收益歷史分布的簡約化方法。金融機構通過系統內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資產收益率組合分布反映金融風險的溢出效應。Acharya等人(2010)給出了“邊際期望經濟損失(MES)”和“系統性期望經濟損失(SES)”等指數,以反映一個銀行對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的貢獻值。Adrian等人(2011)構造了條件在險價值(CoVaR)來衡量一個金融機構對金融系統在危險性價值上的反映水平。Banulescu等人(2015)給出了一種同樣考察“規模”與“互聯性”的成分預期損失(CES)指數。Brownlees和Engle(2012)則在Acharya等人(2010)的基礎上把系統性事件修改為“一段時間內(六個月)股票市場總體下滑高于某一閾值”,并提出了“系統性風險指標(SRISK)”。Segoviano和Goodhart(2009)使用CDS數據和Copula模式評估極端狀態銀行間尾部事件之間的相關性。
二是基于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當金融市場上出現了系統性金融危機時,由于受到“羊群效應”的影響,在金融市場上可能會產生人們恐慌性地拋售金融資產從而使得負債價值大幅度貶值,從而引起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增加了市場的脆弱性。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認為單個金融機構遇到風險時會降價出售資產,并且會引起相似資產的減值。極端情況下會減持資產獲取流動性尋求自保,使得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這種相似性資產價格拋售可能會使得單個的金融機構風險轉變為系統性沖擊。
三是關聯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度量。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的進一步發展,使網的拓撲結構可以作為研究系統性財務風險的“新工具”,而網絡拓撲結構主要考慮與系統性財務風險的相關性因素,研究方向從“太大而不能倒”向“太關聯而不能倒轉變”,網絡分析根據互聯網金融機構內部的資產負債表相互敞口數據研究來系統性風險。Acemoglu等人(2015)通過訴諸網絡方法,深入研究了系統性風險及其對金融市場穩定性的沖擊,Helbing(2013)提出了將傳統的企業風險管理工具和互聯網科學融合研究全球化的系統性財務風險,同時楊子暉還與周穎剛(2018)共同提出了網絡拓撲方法,從網絡關聯角度考察了全球的系統性財務風險。
第三章 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分析框架 ............................... 18
3.1 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成因 ............................. 18
3.1.1 微觀機制 .......................................... 18
3.1.2 中觀機制 ............................... 19
第四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 ...................... 28
4.1 東盟六國經濟金融運行概況 ................................. 28
4.1.1 東盟六國經濟金融發展簡介 ........................... 28
4.1.2 東盟六國銀行業風險指標概況................................. 32
第五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 45
5.1 模型設定 .............................. 45
5.2變量選取與說明 ....................... 45
第五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5.1變量選取與說明
cap指銀行的資產,單位是百萬美元。size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資產數據的對數值。nlr具體是指不良貸款金額占銀行總貸款金額的比率,計算公式為不良貸款額/總貸款。ldr指銀行貸款與存款的比值,計算公式為總貸款/總存款。Nonintre指的是銀行非利息收入占主要營收的占比,計算公式為非息收入/主營業務收入。roe指的是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具體計算公式為凈利潤/股東權益。leverage指的是銀行的經營杠桿率,具體計算公式是總資產/股東權益。gG DP代表銀行所在國家的GDP增速,vol代表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水平,本文用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波動率的年化值,衡量國際金融市場的金融動蕩程度。參照Sun-YongChoi(2020)的做法,季度波動率是根據每個季度的平均每日收益計算的。具體來說,季度波動率是一個季度中每日對數收益的平均值的標準偏差。然后,本文將標準偏差乘以252的平方根以進行年化,最后再指數化。這一指標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程度與全球投資者的避險情緒。該指數越高,代表動蕩程度和避險情緒越高。以上指標來源于S&P Capital IQ、CEIC以及WIND數據庫。 第六章 研究結論
6.1 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東盟六國2002年1月至2021年9月的上市銀行的數據,運用SRISK方法計算對東盟六國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計算了東盟六國銀行的SRISK值后,進而得出了各國銀行之間與東盟六國之間的SRISK與SRISK/資產規模排名。其次我們對東盟國家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主要從微觀因素和宏觀因素兩大方面,從資產規模、不良貸款率、貸存比、非息收入占比、凈資產收益率、杠桿率、GDP增速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率等因素對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面板回歸,并做出相應分析。主要結論有:
(1)以樣本銀行的SRISK值分國別來看,東盟六國目前的SRISK值按從大到小排序分別為: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與印度尼西亞。其中泰國與新加坡的SRISK遠大于其余4國,風險處于最高水平,印度尼西亞的SRISK值最低,且遠小于其余5國。
(2)若按照SRISK的平均值來看,SRISK的平均值按由大到小排序為: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由于新加坡銀行銀行平均資產遠大于其余5國,導致新加坡的SRISK平均值大于其余5國。泰國的銀行系統風險近年來快速增長。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越南的SRISK平均水平較為接近,印度尼西亞SRISK平均水平仍遠小于其余5國。
(3)剔除了各國銀行的資產規模影響后,以SRISK/資產代表各國銀行相對系統性金融風險。風險由大到小排名分別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
參考文獻(略)
第一章 引言
1.1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
1.1.1 選題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本不足的金融機構普遍虧損與破產,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外部性。次貸危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提供了現實案例,2008年G20峰會發表了對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描述:“在經過一段時間全球經濟增長過后,全球資本流量規模加大,但經濟穩定仍是市場常態,在此種背景下,市場對于高收益的追求逐漸增強,并且放松了對于金融風險的認識,導致沒有采取足夠的風險管控措施。與此同時,薄弱的風險管理標準,不健全的風險管理規范,愈來愈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加大了金融杠桿,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到一起,風險不斷累積,造成了當前的金融危機”。
自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東盟的經濟在復蘇中加速成長,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東盟10國的總GDP已超過3萬億美元,是繼中國和印度之后增速最快的經濟體。而經濟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東盟經濟體金融業的蓬勃發展,自2005年以來,東盟的金融業發展迅速,并且從結構上看,東盟國家的金融業主要由銀行主導,東盟金融部門中銀行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我國更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逐漸推進,我國與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溝通交流日益密切。2020年,我國已經連續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東盟也首次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6846.0億美元,同比增長6.7%。自東盟進口3008.8億美元,同比增長6.6%。 1.2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1.2.1 研究內容
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金融發展水平更是參差不齊。為研究東盟國家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采用目前廣泛使用的SRISK指標來度量東盟國家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并且就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展開研究。
本文的研究邏輯遵循引文背景-理論研究-實證研究-結論的基本框架,第一章為引文背景部分,第二至三章為理論研究部分,第四至五章為實證分析部分,第六章為研究結論部分。研究內容主要由以下六個部分構成:
第 1 章為引言。主要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界定相關研究概念,交代論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創新點及其不足。
第2章為文獻綜述,主要是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綜述。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目前有多種理論,本文對各種理論進行了梳理,并為后面理論分析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借鑒。其次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目前有多種方式,本文論述了多種方法,并且對為什么選取SRISK指標做出了分析說明,最后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做了研究綜述。
第3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理論分析框架。該章節主要分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測度與影響因素理論。分析風險成因時從微觀、中觀與宏觀等三個角度來分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和生產演化機制。隨后分析了SRISK的定義與度量機制,最后分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微觀因素與宏觀因素。
第4章定量分析了東盟國家銀行業系統性金融風險。首先介紹東盟六國的銀行業風險現狀,其次將東盟六國銀行的SRISK計算出來,將各國樣本銀行的SRISK加總后進行排序。并且為了剔除銀行資產規模的影響,我們選用了SRISK/資產規模這一指標作為銀行的相對風險值,我們對這個相對風險值進行了加總,對東盟六國進行排序。
第5章重點分析東盟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本文將各國銀行的SRISK/資產規模這一相對風險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解釋變量分為微觀因素與宏觀因素。并且將樣本分為東盟六國總體與各國進行分析。
第6章是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以實證結果為基礎,將各國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切入點,充分結合東盟各國的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現狀就如何深化我國面向東盟的金融合作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與成因研究綜述
De Bandt(2000)較早地給出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即某個金融機構的倒閉或單個金融市場的崩潰導致一些其他金融機構或市場倒閉或崩潰。廣義的定義還包括金融機構或市場受到一系列負面沖擊而在同一時間段內倒閉或崩潰的風險,這些沖擊通常為經濟周期波動或通貨膨脹率的突然上升。另一個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定義為一個或一系列系統性事件對于市場上大量的金融機構或市場產生了明顯的負面沖擊,對金融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嚴重的損傷,進而妨礙經濟增長,降低實體經濟產出水平,最后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其他一些研究,如Schwarcz(2008)和IMF(2009)從相關暴露、負外部性、傳染的角度定義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含義。
系統性風險的成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又包括單個金融機構以及金融體系內的風險因素。
(一)內部因素
金融機構的過度創新、高杠桿經營、存貸款期限錯配等因素導致單個金融機構產生及累積金融風險(陶玲,2015)。一是金融機構扭曲的激勵機制(Schwarcz等人,2011)。Minsky(1982)認為代理人如果希望通過投資來獲取短期的高額回報,會導致公司經營短視,而忽視了長期價值,利益會驅動代理人進行高風險的金融實踐活動。在經濟繁榮期,市場表現會刺激代理人承擔更多的風險來獲取高回報,但長期的高風險回報并不可持續,市場的集體行為會加強資產泡沫,情況嚴重時引發金融危機。二是金融市場的過度創新以及高杠桿運營。金融產品的過分創新,和金融中對杠桿工具的過量使用,使得產品和服務的復雜程度不斷上升,加劇了市場震蕩,機構的高杠桿操作將明顯增強金融體系的脆弱度,加大金融風險。在經濟繁榮時期,風險溢價較低,商業銀行的加杠桿動作將增加其對實體經濟的流動性供應,在流動性充裕的條件下,金融系統的投機資本與龐氏融資資本比例會提升,推高資產價格,累積金融風險,在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過程中,此時市場上資金供求的敏感性已經大幅提升,當市場受到負向沖擊時,容易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大幅增加,加劇風險的傳播(Aikman等人,2017;Jorda等人,2016)。三是銀行的存貸款期限錯配(Brunner Meier and Oehmke,2013)。銀行通過將負債轉化為資產從而為實體經濟提供流動性,但存貸的期限不一致會造成流動性風險,而流動性風險暴發往往會引發銀行破產倒閉,通過同業傳染效應導致金融風險的集中暴發。四是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在經濟繁榮期,人們會產生樂觀的利潤增長預期,這種預期會導致社會內部的信貸規模逐漸增加,市場會出現有助于投機的金融創新機會,增大資產價格泡沫。而非理性的市場行為會增加市場的波動,在市場下行期會使得大量的企業面臨困境,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Kindleberger,1987)。五是在金融體系內代理人的道德風險(Bongani等人,2015)。因為缺乏監管,當金融機構得到政府直接或隱性擔保時,道德風險就將造成機構過度承受的金融風險(Corsetti等人,1998)。
2.2 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研究綜述
按照使用的方法和模型的不同,我們將銀行業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的文獻分為四類。
一是基于收益歷史分布的簡約化方法。金融機構通過系統內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資產收益率組合分布反映金融風險的溢出效應。Acharya等人(2010)給出了“邊際期望經濟損失(MES)”和“系統性期望經濟損失(SES)”等指數,以反映一個銀行對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的貢獻值。Adrian等人(2011)構造了條件在險價值(CoVaR)來衡量一個金融機構對金融系統在危險性價值上的反映水平。Banulescu等人(2015)給出了一種同樣考察“規模”與“互聯性”的成分預期損失(CES)指數。Brownlees和Engle(2012)則在Acharya等人(2010)的基礎上把系統性事件修改為“一段時間內(六個月)股票市場總體下滑高于某一閾值”,并提出了“系統性風險指標(SRISK)”。Segoviano和Goodhart(2009)使用CDS數據和Copula模式評估極端狀態銀行間尾部事件之間的相關性。
二是基于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當金融市場上出現了系統性金融危機時,由于受到“羊群效應”的影響,在金融市場上可能會產生人們恐慌性地拋售金融資產從而使得負債價值大幅度貶值,從而引起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增加了市場的脆弱性。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認為單個金融機構遇到風險時會降價出售資產,并且會引起相似資產的減值。極端情況下會減持資產獲取流動性尋求自保,使得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這種相似性資產價格拋售可能會使得單個的金融機構風險轉變為系統性沖擊。
三是關聯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度量。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的進一步發展,使網的拓撲結構可以作為研究系統性財務風險的“新工具”,而網絡拓撲結構主要考慮與系統性財務風險的相關性因素,研究方向從“太大而不能倒”向“太關聯而不能倒轉變”,網絡分析根據互聯網金融機構內部的資產負債表相互敞口數據研究來系統性風險。Acemoglu等人(2015)通過訴諸網絡方法,深入研究了系統性風險及其對金融市場穩定性的沖擊,Helbing(2013)提出了將傳統的企業風險管理工具和互聯網科學融合研究全球化的系統性財務風險,同時楊子暉還與周穎剛(2018)共同提出了網絡拓撲方法,從網絡關聯角度考察了全球的系統性財務風險。
第三章 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分析框架 ............................... 18
3.1 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成因 ............................. 18
3.1.1 微觀機制 .......................................... 18
3.1.2 中觀機制 ............................... 19
第四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測度 ...................... 28
4.1 東盟六國經濟金融運行概況 ................................. 28
4.1.1 東盟六國經濟金融發展簡介 ........................... 28
4.1.2 東盟六國銀行業風險指標概況................................. 32
第五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 45
5.1 模型設定 .............................. 45
5.2變量選取與說明 ....................... 45
第五章 東盟國家商業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5.1變量選取與說明
cap指銀行的資產,單位是百萬美元。size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資產數據的對數值。nlr具體是指不良貸款金額占銀行總貸款金額的比率,計算公式為不良貸款額/總貸款。ldr指銀行貸款與存款的比值,計算公式為總貸款/總存款。Nonintre指的是銀行非利息收入占主要營收的占比,計算公式為非息收入/主營業務收入。roe指的是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具體計算公式為凈利潤/股東權益。leverage指的是銀行的經營杠桿率,具體計算公式是總資產/股東權益。gG DP代表銀行所在國家的GDP增速,vol代表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水平,本文用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波動率的年化值,衡量國際金融市場的金融動蕩程度。參照Sun-YongChoi(2020)的做法,季度波動率是根據每個季度的平均每日收益計算的。具體來說,季度波動率是一個季度中每日對數收益的平均值的標準偏差。然后,本文將標準偏差乘以252的平方根以進行年化,最后再指數化。這一指標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程度與全球投資者的避險情緒。該指數越高,代表動蕩程度和避險情緒越高。以上指標來源于S&P Capital IQ、CEIC以及WIND數據庫。 第六章 研究結論
6.1 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東盟六國2002年1月至2021年9月的上市銀行的數據,運用SRISK方法計算對東盟六國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計算了東盟六國銀行的SRISK值后,進而得出了各國銀行之間與東盟六國之間的SRISK與SRISK/資產規模排名。其次我們對東盟國家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主要從微觀因素和宏觀因素兩大方面,從資產規模、不良貸款率、貸存比、非息收入占比、凈資產收益率、杠桿率、GDP增速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率等因素對銀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面板回歸,并做出相應分析。主要結論有:
(1)以樣本銀行的SRISK值分國別來看,東盟六國目前的SRISK值按從大到小排序分別為: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與印度尼西亞。其中泰國與新加坡的SRISK遠大于其余4國,風險處于最高水平,印度尼西亞的SRISK值最低,且遠小于其余5國。
(2)若按照SRISK的平均值來看,SRISK的平均值按由大到小排序為: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由于新加坡銀行銀行平均資產遠大于其余5國,導致新加坡的SRISK平均值大于其余5國。泰國的銀行系統風險近年來快速增長。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越南的SRISK平均水平較為接近,印度尼西亞SRISK平均水平仍遠小于其余5國。
(3)剔除了各國銀行的資產規模影響后,以SRISK/資產代表各國銀行相對系統性金融風險。風險由大到小排名分別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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