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出，智力資本整體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如何對智力資本進行儲備和管理，通過提升智力資本的價值來為企業謀求夯實的發展空間是企業以及管理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任務，提升智力資本的價值，對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系資本的合理優化是經濟時代競爭下最重要的基礎條件。
第1章緒論
1.1選題背景與研究問題
制造業企業作為我國的核心生產企業，在經濟體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命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歷經4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種類齊全、規模宏大的企業體系，2016年中國制造業的門類產品躍居世界第一位，連續二十年間居于全球之首，中國制造業也被譽為“世界制造中心”，凈出口占據世界出口量的70%以上，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有著驕人的成績。
然而進入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上漲，我國制造業GDP比重開始出現下降趨勢，十三五規劃指出我國制造業還處于中端向高端的過渡階段，并未實現完全工業化。中國制造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發展，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中國制造2025》的偉大規劃，強調了制造業升級轉型迫在眉睫，計劃中提出要堅持走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綠色發展的道路，牢牢抓住知識資本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統一。新的經濟模式需要企業精準的利用自身資源，自覺的將技能、知識、基礎設施、客戶資源融合為一種全新的經營理念，安妮•布魯金（1996）1曾提出員工的技能與創造能力、知識產權、信息基礎設施、客戶的忠誠度以及供應商的關系已成為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而智力資本作為這些無形資產的總稱，對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水平起著正相關作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投入對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影響關系的研究，企業也逐漸意識到智力資本對企業價值的深遠影響，制造業作為中國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的領頭羊，為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端制造業模式，智力資本成為一種特殊和無限的重要資源，圍繞技術、人才、知識、關系等核心因素，對社會經濟和企業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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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2.1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總結如下：
（1）分析智力資本特征維度對制造業企業績效的影響。通過對二者之間的影響建立回歸分析模型，從不同特征維度的視角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回歸分析，分析企業績效與智力資本間的關系，針對性的提出提升企業績效的路徑和應對方式。
（2）從企業制度環境的不同特征維度下剖析對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的影響關系。梳理制度環境理論知識的文獻，彌補制度環境對企業績效影響關系的空缺，完善制度環境視角下的提升企業績效的理論知識，從邏輯和實證方面驗證制度環境作為調節變量對智力資本和企業績效的交互影響作用。通過分析制度環境如何作用于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影響研究，為制度環境下通過優化智力資本資源配置來提升企業績效提供政策性建議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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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
2.1理論基礎
2.1.1資源基礎理論
Marshall早在1925年就提出了企業資源基礎觀的概念，他認為企業運行過程中，會隨著知識技能的不斷積累而自發行成一套適合自身發展的運營模式，雖然所處的環境和經濟模式在不斷地更新，但企業在原有技能和知識經驗的基礎上也會順應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3，這一理念被認為是最早期企業內部成長理論。英國經濟學家Penrose（1959）提出了“組織不均衡成長理論”，他認為企業的發展都有專屬于自身稀缺的異質特性資源，這些資源涵蓋了企業生產能力、管理團隊、管理者知識水平和知識技術等能夠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無形資源4。資源基礎理論的正式誕生是由Wernerfelt（1984）提出的，他在《企業資源理論》提出企業異質性資源及資源的有效利用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企業內部資源和知識能力的吸收與整合可以使組織架構更加清晰高效的運轉，促進企業更快的成長5。智力資本概念就是來源于資源基礎理論，在基礎理論上融入了人力、知識、關系、社會制度等概念。
智力資本是企業內部不斷發展通過自我提升和管理體制優化、經營模式創新的不斷積累而衍生出來的無形能量。Stewart在1997年也指出企業應該順應經濟時代的發展，擁有更豐富的專業技術知識和高效優良的組織架構，在追求產品和服務升級的過程中，融入知識技能、人才培養等可以提升企業創造力的無形資源6，這一點也與智力資本的特征相吻合。企業是資源集合體，擁有的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是企業的競爭優勢，智力資本作為無形資源的總和，如何充分發揮異質性資源的價值是企業創造優良績效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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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獻綜述
2.2.1智力資本研究綜述
（1）國內外智力資本概念的發展歷程
對智力資本的分析激發了學術界的研究熱情，學者們開始基于不同的理論因素和利益因素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至此智力資本的研究開始走向了新高度。
國內外關于智力資本的研究都是從資源、知識、能力、技術、資產價值等多重角度著手的，但對于智力資本的內涵和定義大多相同，這也表明智力資本作為企業內部的專屬資源具有隱形升值空間，通過對大量相關文獻的閱讀，本文也認為智力資本與企業的生產經營密切相關，企業通過對無形資產的高效轉化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績效。
（2）國內外智力資本構成要素的研究
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對智力資本概念的進一步細化，國內外諸多學者針對此進行了不斷地摸索，通過查閱文獻可以看出，目前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主要分成四種形態：
兩因素結構、三因素結構、四因素結構和五因素結構。兩因素結構理論是由Edvinsson&Sullivan（1997）提出的：智力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其中人力資本主要是指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員工的知識技能，結構資本涵蓋了社會化結構和組織性結構的概念；OECD（1999）在此基礎上對人力資本進行了補充，認為人力資本包含了員工、客戶、合作商、投資者等所有與人有關的知識、技能和經驗，結構資本則是為人力資本提供支撐作用的所有無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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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26
3.1理論分析...............................26
3.2智力資本各要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與假設.................26
第4章研究設計.................................34
4.1樣本選取與數據收集........................34
4.2變量選擇...................................34
第5章實證研究.........................43
5.1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43
5.2相關性分析.............................44
第5章實證研究
5.1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收集了2017-2021年A股上市制造業企業的數據進行初步篩選后，選取9906個樣本數據，在實證分析前，為了掌握數據的基本特征，借助stata研究工具從平均值、標準差、極大值、極小值等方面對變量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具體分析結果如下表5.1所示。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由表中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樣本中上市企業的總資產報酬率（ROA）標準差為0.074，最大值為0.251，最小值為-0.271，樣本數據的財務績效總資產報酬率尚佳，所存在差距化更有利于下一步的回歸分析。上市企業的智力資本（ICE）增值效率標準差16.094，最大值是99.563，最小值是-22.707，說明各企業的智力資本積累程度存在較大差異，智力資本水平偏低的企業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人力資本（HCE）增值效率標準差為1.578，最大值為8.141，最小值為-4.187，整體來看，企業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力度比重較低；結構資本（SCE）增值效率標準差為3.256，最大值為16.699，最小值為-5.126，可以看出上市企業中對組織結構的投資存在差距；關系資本（RCE）增值效率標準差為13.361，最大值為83.502，最小值為-12.970，從關系資本的差值投入比較來看，上市企業對關系資本的投入存在顯著性差距，相較于其他因素來看，企業更為重視關系資本的投入。衡量調節變量的三個指標中，金融發展水平（Fin）標準差為1.506，最大值為10.578，最小值為4.530；政府干預程度（Gov）標準差為7.367，最大值為59.879，最小值為0.000；法制化程度（Law）標準差為2.721，最大值為16.507，最小值為4.831，由此可以看出地域差異性導致金融發展水平和政府干預程度產生一定的差距，但法制化水平受地域性影響較小，差異性不明顯，這可能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區的人文習俗、地理優勢，政策管理等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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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2017-2021年A股上市制造業企業的財務數據作為研究對象，首先分析了智力資本及其三個維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然后引入制度環境的三個維度作為調節變量，分別研究三者在人力資本、關系資本和結構資本對企業績效的調節效用。通過提出假設建立回歸分析模型，通過數據統計分析對假設進行驗證，得出結論如下：
（1）智力資本整體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作用，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影響，關系資本對企業績效產生負向影響。
（2）金融發展水平對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產生正向調節作用，即金融發展水平越好，人力資本在企業績效的提升中發揮最大化優勢；但對結構資本與關系資本在企業績效的影響中結果不顯著，雖產生一定的正向推動作用，但明顯弱于人力資本帶來的積極影響。
（3）減少政府干預程度對人力資本、關系資本在企業績效的影響中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即政府干預程度越低，人力資本提升企業績效的程度越顯著，且在關系資本對企業績效的負向影響中產生抑制作用，減弱關系資本所帶來的的企業壓力，從其他方面維系關系資本所帶來的優勢，增強關系資本對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但減少政府干預程度對結構資本在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中結果不顯著，換言之，減少政府干預程度無法從企業內部干涉結構資本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