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筆者同時考慮到軍工企業對我國國防工業建設和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研發、生產和管理受政府調控的特殊性質，本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凝練軍工企業利用數字化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對策建議。
1緒論
1.1研究背景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關鍵技術的深入發展，人類經濟社會正邁入一個以“數字（數據）”為核心特征的全新時代，數字化以及數字科技正逐步成為全球企業創新變革的重要突破點。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推進建設科技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2021年3月，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了數據要素和數字化轉型對強國建設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快經濟、社會、政府數字化發展，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同年12月，為集中應對我國數字經濟在“十四五”階段的新發展要求，國務院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從數據要素市場和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構建、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產業化以及數字化公共服務發展等方面制定了詳細的發展目標和要求，為我國數字經濟健康平穩的發展提供了政策層面的引導與支持。黨的二十大也進一步強調了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中國建設在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此外，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產業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是今后我國經濟社會的努力方向和發展重點。
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現實背景下，國防軍工領域的數字化轉型也正在加快推進，我國國防工業正沿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演進升級，以數據為核心驅動要素的新型工業體系正在逐步形成。我國“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在數字化建設的關鍵時期，要加快信息化、智能化與國防軍工行業的融合發展。數字化技術已經成為軍工產品研制不可或缺的手段，推動著軍工產品研制模式的重大變革[1]，軍工企業作為國防科研任務的中堅力量，數字化轉型是其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發展規律的應有之義[2]。目前，軍工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推動著企業自身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著全社會的數字化轉型，但其轉型實踐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只是基于信息化系統的數字技術應用，沒有切實以數字化為核心，從思想、戰略、管理等層面全方位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導致數字化轉型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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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義
新型舉國體制下，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堅和創新體系效能的提升是強化我國戰略科技力量的關鍵。軍工領域作為助力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領域，是我國高端科研制造的代表，是國之重器的設計與制造者，是中國科技創新和信息化應用的先鋒。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化轉型現已成為驅動企業實施創新的重要途徑。因此，研究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對其創新能力的影響具有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意義。
（1）理論意義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豐富了數字化、企業創新和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首先，目前有關數字化與企業創新關系的研究結論仍存在差異，本文以軍工企業為研究對象，為數字化對我國軍工企業和國防科技領域創新的影響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豐富了數字化、軍工企業創新及二者關系的研究。其次，本文引入吸收能力檢驗其在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及其創新能力間的中介機制，探析了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通過提升潛在和現實吸收能力進而賦能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徑，豐富了數字化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作用機制，也為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最后，本文探討了企業內部特征和外部環境異質性對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與其創新能力關系的影響差異，為不同行業屬性、采取不同高管股權激勵力度、所處不同區域經濟環境、區域不同產業結構程度的軍工企業數字化發展和創新能力提升提供了理論支撐。
（2）實踐意義
本文的實踐意義在于能夠基于研究結論為軍工企業內部的數字化發展提供現實指導，為企業外部區域政府的創新生態建設提供對策建議。首先，在軍工企業內部，研究數字化對軍工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以及二維吸收能力在其間的中介作用，能夠幫助軍工企業對數字技術賦能企業創新的內在影響機制產生具體認識，幫助軍工企業正視并重視自身的數字化水平，并為其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現實指導；同時考察不同行業屬性、采取不同高管股權激勵力度對數字化與創新能力關系的異質性影響，有助于軍工企業重視內部治理，制定契合企業管理特征的數字化發展戰略，驅動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其次，在軍工企業外部，考察軍工企業所在區域經濟環境和區域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異質性影響，不僅有助于軍工企業利用外部環境優勢開展創新，還能使政府在綜合研判自身數字化建設、經濟和產業結構發展現狀的基礎上，統籌布局區域創新資源，探索差異化的創新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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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與文獻綜述
2.1概念界定
2.1.1企業數字化與數字化水平
“數字化”一詞源于計算機領域，是指模擬信號轉換為數字信號的演進過程。但是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化的概念已超越計算機領域，開始與價值創造和管理理論相聯系[11]。在信息技術視角下，數字化是將模擬信息轉換為數字頁面為單位的直接過程，然而在管理學視角下，數字化是使用數字技術或基于數字化信息以新的方式創造和收獲價值的過程[12]。在企業層面，學者們對數字化進行了界定，認為數字化是利用信息技術或數字技術改變企業現有業務流程的過程[13]；是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量化管理對象與管理行為，實現各職能管理活動的方法[14]；是在數字化賦能下的組織變革和運行模式再造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主要表現為數字技術發展及應用的一種社會趨勢和過程狀態[15]。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可分為數字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digitalization）和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三個階段[16]，企業的數字化發展也必然伴隨著企業在技術、文化、運營、創新和服務等方面發生重大變革的數字化轉型，企業應轉變業務流程和模式以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在商業實踐中最有效地利用和實施新技術[17]。
上述研究多認為企業數字化是企業在內部層面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和實踐過程，本文則基于組織變革理論，從組織內部和外部視角出發，認為企業數字化水平包括企業對外部數字技術發展的關注及其內部對數字技術的應用。一方面，企業對外部數字技術發展的關注與洞察是其引進數字技術、順應數字時代要求的轉型準備；另一方面，企業內部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廣度和深度是其利用數字技術、賦能企業全面發展的轉型實踐。因此，本文將企業數字化水平定義為企業對數字技術發展現狀及趨勢的關注程度及其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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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數字化與企業創新研究可視化分析
本文首先運用CiteSpace軟件對國內外近10年的數字化與企業創新相關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以實現對國內外該領域研究的宏觀把握。在梳理研究熱點、分析前沿趨勢的基礎上，對該領域的國內外文獻進行綜述。
（1）國內研究的可視化分析
為全面獲取近10年（2012-2021年）數字化與企業創新的相關文獻，本文以“‘大數據and企業創新’or‘互聯網and企業創新’or‘信息技術and企業創新’or‘數字化and企業創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篩選出EI、核心、CSSCI和CSCD來源文獻790篇（搜索截止時間為2021.09.06），剔除無作者等非學術論文后，獲得有效文獻778篇。
首先，本文利用知網統計數據對上述778篇文獻的發文年度趨勢進行了分析，如圖2-1所示。自2014年“大數據”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我國對數字化和企業創新的研究發文量開始穩定增長，2015年出現第一個增長點，這與我國在2015年首次提出“大數據戰略”政策相關。在2020年，此類研究迎來了第二個增長點，這是因為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對行程碼、健康碼、場所碼等各類大數據工具的深度應用，加速了數字化、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總體看來，近10年我國對數字化與企業創新研究的發文量呈上升趨勢，且伴隨著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仍將持續增長。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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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14
3.1理論基礎.................................................14
3.1.1組織變革理論...................................14
3.1.2吸收能力理論.........................................15
4研究設計.........................................18
4.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18
4.2變量選取與測度......................................18
5實證分析.........................................23
5.1描述性統計分析........................23
5.2相關性分析........................................23
5實證分析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首先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實現對數據的整體把握。主要變量縮尾后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5-1所示。結果顯示，被解釋變量創新能力（InnTot）的最小值為2.3979，最大值為8.7213，標準差為1.2573，說明樣本軍工企業的創新能力存在差異；解釋變量數字化水平（Digital）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2933，標準差為1.3190，說明樣本軍工企業對數字技術的關注程度與應用水平存在明顯差異；中介變量潛在吸收能力（ACPo）的最小值為0.3655，最大值為29.8700，標準差為5.4729，現實吸收能力（ACRe）的最小值為1.4500，最大值為68.0900，標準差為13.3467，說明樣本軍工企業的吸收能力具有明顯差異，且軍工企業整合和利用知識能力的差異較其獲取和消化知識能力的差異更為顯著，同時ACPo和ACRe的中位數均小于樣本均值，說明樣本中超過半數軍工企業的潛在和現實吸收能力低于樣本平均水平。此外，控制變量股權性質（ShareH）的均值為0.2982，說明樣本中近30%的軍工企業為國有企業。上述變量存在的非異常差異，為本文提供了多樣性的觀測樣本。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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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組織變革理論和吸收能力理論，立足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數字經濟加速發展的現實背景，以384家上市軍工企業2015-2021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我國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與其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及其內在影響機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對其創新能力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軍工企業越關注數字技術的發展現狀與趨勢，越有利于其引進和利用數字技術，通過引入智能化生產制造設備、構建數字化服務評價體系、打通信息壁壘、拓寬信息渠道等方式，從生產方式、業務流程、決策模式、信息共享、資源整合、協作關系等多個方面推動軍工企業的轉型和升級，賦能軍工企業創新效率和創新能力的提升。
（2）軍工企業數字化水平對其二維吸收能力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一方面，對數字技術關注度越高、應用越深入的軍工企業潛在吸收能力越強。高數字化水平的軍工企業能通過對數字技術的有效利用，拓寬外部知識的獲取渠道、提升外部知識的內化效率，使企業的潛在吸收能力得到強化。另一方面，對數字技術關注度越高、應用越深入的軍工企業現實吸收能力越強。數字技術的深入應用使軍工企業的業務流程更加合理高效，有利于對外部異質性知識的利用和內外部知識的創造性融合，賦能企業現實吸收能力提升。
（3）軍工企業二維吸收能力對其創新能力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一方面，軍工企業獲取和消化知識的潛在吸收能力的提升能夠增強其創新能力。潛在吸收能力拓寬了軍工企業對知識和技術的認知廣度，有助于企業獲取和吸收有價值的知識，并為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大量知識與技術積累。另一方面，軍工企業整合和利用知識的現實吸收能力的提升也能夠增強其創新能力。現實吸收能力有助于軍工企業對不同來源、不同結構知識的有機融合，將外部異質性知識與內部現有知識充分整合，形成新的知識并將其應用于技術和產品的創新。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