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基于IMF數據庫和WDI數據庫中1972-2020年96個國家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了國際貿易開放程度與財政分權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機制。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2020年初席卷世界的新冠病毒，不但引發了全球經濟的危機，更是對全球貿易系統進行了一次巨大的考驗，使全球的供應鏈與國家間的貿易關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該年以名義美元計算的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價值下降了9.6％，而全球GDP下降了3.3％，這是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然而，互相關聯的全球貿易體系比想象中的更具韌性。雖然在疫情初期，國際貿易的正常流動已經受到了沖擊，但是由于網絡和物流的發展，供應鏈很快得到了恢復。據WTO最新預測，在2021年期間，全球經濟產出（按市場匯率計算）預計將在2021年增長5.3%，其中商品貿易在2021年增長8%。2021年也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20周年，在這20年內，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攀升，GDP規模增長90萬億元，占全球經濟比重從4%左右增長至17.4%，對全球經濟的增長做出了卓越貢獻。在此期間中國開放水平也進一步提高，深度融入國際循環，進出口規模從2001年的0.51萬億美元增長至2020年4.65萬億美元，長期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在經濟全球化視野下，國際貿易成為各國優化全球資源配置，提高各國福利水平重要路徑。例如當前中國正努力從貿易大國轉型成為貿易強國以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具有兩面性，由于貿易活動參與主體眾多、貿易性質復雜、貿易方式和貿易內容多樣化，經濟貿易的風險也更變幻莫測且隱蔽，因此國際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政府治理。而財政作為民政之母，又是國家治理的主要工具和支柱，政府作用運行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以財政分權為核心的財政體制安排，因此財政權力的下放決定了地方政府財政資源豐裕度和地方財政決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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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國際貿易論文怎么寫

論文的第一部分主要闡述了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并在此基礎上以問題為導向進行思考，明確題目研究方向。從框架入手對論文的研究內容、研究思路、論文的結構和主體進行了梳理，并介紹了論文的研究方法和創新之處。
第二部分主要是對國內外有關財政分權與國際貿易的文獻與理論進行梳理，基于文獻主體明確目前的研究進展，認識研究對象在已有文獻中的相關關系。同時深入了解研究對象的具體概念并界定，查閱資料并列舉相關研究理論，為接下來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基于文獻和理論明確國際貿易與財政分權之間可能存在的傳導機制并提出假設。
第三部分是收集和整理相關的資料，構建實證模型，然后從兩個層面進行實證分析，一是從國際貿易對金融分權的影響，二是以中介效應為基礎，探討其機制。
通過經驗分析來掌握二者的具體聯系最后，根據以上的分析，對全文進行了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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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第一節財政分權的度量
一、財政分權定義
Jean Hindriks對財政分權做出了簡單定義，他指出財政分權即各級政府在征稅和支出上的責任劃分。在大多數研究財政聯邦制的文獻中，財政分權都是通過央地之間收支相對規模進行衡量，反映出地方政府自主權利的大小（傅勇，2010）。一些學者則認為，財政分權本質上是央地政府間的一場博弈，中央政府賦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力和支出責任，地方政府可以自行確定地方政府的預算結構和規模，從而在此基礎上有一定的自主權進行財政決策制定與執行（楊燦明、趙福軍；2004）。Martinez-Vazquez等人（2017）將財政分權從以下幾個部分進行概念界定：包括地方自籌收入、支出決策的自主權、地方支出中國家補助金、地方政府的數量和規模等。通過財政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能夠基于其所在區域更快獲得居民相關信息，利用這種信息優勢為居民提供其偏好的公共物品更有效率，從而增加居民福利；另一方面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對當地經濟環境與產業發展情況更為了解，從而能夠制定更符合地方未來發展前景的財政政策，實現地方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二、財政分權的度量
Oates（1972）提出了三種度量財政分權程度的方法：（1）中央政府稅收占總稅收的份額；（2）中央政府支出占所有公共支出的份額；（3）中央政府消費支出占所有消費支出的比例。但普遍認為前兩種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如當以中央政府稅收占比衡量財政分權時，往往忽略了中央政府可能會替地方政府征稅，從而低估了分權程度；當以中央政府支出占比衡量時，由于收入再分配的存在也可能造成財政分權的低估。財政分權是一個多維指標，沒有單一、簡單的衡量標準，因此對其實證檢驗的正式假設的規范要求從總體觀點退到只提供全景的一小部分水平（Guess、Loehr、Martinez-Vazquez，1997）。通過對現有的資料的深入挖掘Akai和Sakata（2002）對財政分權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多視角的測量，并設計了一系列指標用以區分收入指標和支出指標之間的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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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財政分權的決定因素
國內外學者對財政分權的研究較為成熟，但主要研究焦點集中在財政分權產生的影響，而反向探討決定財政分權因素的文獻極為稀缺。主要可分為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社會因素、地理因素等。
一、經濟因素
（一）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對財政分權的具體作用，學者們常常爭論不休，盡管從經驗主義出發很容易得出經濟發展推動財政分權程度增長這一結論，但從實證來看學者通常認為具有正負兩種影響存在。
許多學者發現經濟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財政分權。Prud’homme（1994）研究發現，隨著收入和經濟增長，財政分權的程度提高。Oates(1972年)和Panizza(1999年)使用跨國數據發現人均GDP與財政分權之間存在正相關性。Tanz（i2000）聲稱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多樣性和質量的需求可能會增加。Mohammad Arzaghi與J.Vernon Henderson（2005）通過對過去25年間實行財政分權或轉向聯邦制的國家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財政分權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內陸地區相對人口的增加以及全國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同時它也受到全國和地方民主化程度的影響。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經濟水平增長反而促進財政集權。Wallis和Oates（1988）使用美國各州數據時也發現收入越高反而造成政府部門進行集中管理，丁菊紅與鄧可斌（2008）也提出人口和經濟發展程度共同影響財政分分權，人口規模大但經濟落后的區域分權程度高；人口規模大但經濟發達的區域分權程度減弱；人口規模小且經濟發達的區域分權程度可能不存在顯著影響。盡管經濟發展水平提供能夠促進分權看似情理之中，但隨著經濟發展，政府之間協調的要求越來越高，從支出層面來說通過中央政府進行分配更為有效，因此分權程度可能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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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論基礎與影響機制..............................13
第一節財政分權理論................................13
第二節國際貿易對財政分權的影響機制分析...........................14
第四章模型設定與數據..........................21
第一節模型設定............................21
第二節變量選取...............................23
第三節描述性統計...............................27
第五章實證分析.....................................29
第一節國際貿易對財政分權的影響研究..........................29
第二節國際貿易對財政分權影響機制研究..................................34
第五章實證分析
第一節國際貿易對財政分權的影響研究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通過了豪斯曼檢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比隨機模型更有效。從樣本數據來看，本文樣本跨越了49年的數據，因此需要考慮時間對結果的影響，在控制個體效應同時控制時間效應，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更為精確。雖然本文樣本中共收集了96個國家49年的數據，但由于樣本是非平衡面板數據，許多國家在時間上并不連續，因此在進行固定效應模型時，最終進入回歸的國家數量少于96個。逐個將控制變量代入方程之中，具體估計結果如表5.1所示。從結果來看，貿易開放度顯著與財政分權負相關。隨著貿易的開放，呈現財政集權的趨勢。在經濟開放的過程中，有些國家政府可會為了防御貿易帶來的風險而更傾向集權；此外，當貿易中的關稅收入占一國政府收入比例較大時，政府也可能更傾向將收入集中在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實施再分配。因此假設一成立。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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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結論
本文在歸納總結并對比分析了前人的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對財政分權的度量方式進行深入了解，在此基礎上利用IMF數據庫中財政統計年鑒中各國財政數據，從收入分權和支出分權的角度計算財政分權指標；進一步對貿易如何影響財政分權的內在機制進行理論分析，用WDI數據庫中跨國維度數據，計算貿易開放度作為衡量各國貿易程度的指標并獲取世界范圍內的外商直接投資、人口密度、民主指數、政府規模等維度數據，綜合研究貿易開放對財政分權的總影響。最后基于中介效應的原理和計量步驟，探討人均GDP、偏好多樣性、收入不平等和經濟風險作為中介變量時國際貿易對財政分權的影響機制。
本文基于IMF數據庫和WDI數據庫中1972-2020年96個國家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了國際貿易開放程度與財政分權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機制，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從總樣本的實證結果來看，一國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對財政分權顯著負相關。首先對于部分國家而言，貿易中獲得的關稅及相關稅收是占政府收入比重較大，因此政府更傾向在貿易過程中將相關稅收把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其次，在貿易過程中并不是每個國家都受益；在一國之內也并非所有人群都都受益，因此會造成區域貧富差距大的現象。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往往更重視財富均等，因此他們更傾向通過集權平衡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這也導致了財政分權程度進一步收緊。
第二，從控制變量的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會降低財政分權程度在人口密度低的區域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更高，因此由地方政府提供更為合適。比如同等數量的學生，為山區學生提供教育所需要建設的學校就多于在人口密集的城鎮。令人驚訝的是，隨著第二產業占比升高，財政分權的程度反而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第二產業主要是各類工業，這些產業是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基礎。一國第二產業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中央政府獲得的稅收收入也越高，中央政府傾向將相關稅收掌握在自己手中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提供給地方政府，從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度。政府規模也會弱化財政分權，本文用政府全部收入占GDP衡量政府總體規模，當政府規模越大時，公共資源更容易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從而減少地方政府所獲得的資源規模，因此降低財政分權的程度。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