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研究對業績期望差距與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以及高管團隊社會資本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進行了邏輯推理，提出了研究假設，并根據研究假設進行了研究設計，通過實證檢驗驗證了研究假設。
第1章導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制造業是推動實體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引擎，關系到民生的保障與改善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我國正處在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的重要時期，數字技術與制造技術的創新融合為我國制造業企業提質增效帶來新機遇[1]。2022年1月，國務院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要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在產業數字化政策和數字技術環境中，實現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現實議題。數字化轉型作為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戰略變革的重要內容，為制造業企業強化資源稟賦優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著轉型動力不足、轉型能力缺失、轉型方法不當等方面的障礙[2]，尤其是缺少對轉型資源的準備和對轉型時機的把握，往往會使企業陷入“不敢轉”的困境。探求數字化轉型前因要素對于闡明這一過程中的行為邏輯，幫助企業樹立和實現數字化目標有重要意義。
業績是衡量企業經營質量的關鍵指標，企業的實際業績與期望業績間的差距會反饋到其資源配置和戰略選擇上[3]，對數字化轉型目標的建立和路徑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根據績效反饋理論的“反饋-響應”模型，企業會通過不同的戰略和決策行為來響應業績期望差距[4]。在面對業績期望順差時，部分學者認為企業會“富則思安”[5]，滿足于當前經營模式的成功而不愿進行轉型；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企業往往存在“居安思危”或“精益求精”的理念[6]，在順差帶來的超額收益時，會把握時機推動數字化轉型以趕超行業領先者。而在面對業績期望逆差時，管理者有動機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業績挽回損失[7]，但逆差狀態下的壓力同樣會使管理者的認知受限，在進行轉型或變革時更加謹慎[8]。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實踐的認知不足、業績期望差距相關理論視角及結論的不一致，為本研究進一步討論業績期望差距和企業數字化轉型間的關系提供了契機。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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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研究按照“問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驗證”的思路邏輯展開。首先，本研究通過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現實背景的分析、對業績期望差距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文獻的回顧整理發現，數字化轉型是制造業企業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是我國制造業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面臨著一系列障礙，推動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的進一步開展就需要對其動因進行探究。學者們對業績期望差距和企業數字化轉型分別進行了豐富的研究，但并未將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之中。因此本研究基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背景和現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企業的業績期望差距如何影響其數字化轉型進程？其次，圍繞上述問題，結合現有文獻，本研究基于威脅剛性理論、資源基礎理論分析了業績期望差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同時探討了高管團隊社會資本的調節作用，由此提出研究假設并構建了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再次，本研究參考前人對于相關變量的定義和測量方式對主要變量進行衡量，在國泰安數據庫、新浪財經網站中收集整理了相關數據，并通過文本分析法對上市公司年報進行了處理，然后借助數據處理軟件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和穩健性檢驗，驗證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對檢驗結果進行再次分析。最后，結合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結果得出研究結論，總結管理啟示，并根據研究過程中的不足之處探討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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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理論基礎
2.1.1威脅剛性理論
威脅剛性理論由美國組織行為學家Barry·M·Staw于1981年提出，旨在探討處在威脅中的個人、群體、組織對先前經驗和慣例存在依賴行為的問題，并分析這種現象的成因[13]。Staw將威脅視為一種環境事件對實體所產生的負面或有害后果，它是大多數危機事件背后的驅動力。在面對威脅時，個人往往會因為心理壓力、焦慮等負面情緒，將注意力集中在主導線索和中心線索上，忽視外部線索，更依賴對環境的內部假設和前期的行為動機，產生僵化的反應行為，做出習慣性行為。群體和組織則會限制信息搜尋范圍，弱化分歧，強化凝聚力，提高程序的正式化和標準化程度，增強對后驗知識的依賴性，同時削減成本、提高效率，最大化資源價值。
威脅給個體、群體和組織帶來的剛性可能會阻礙其對新環境的適應，但威脅剛性效應的不適應性是不確定的，主要取決于威脅的性質，也即環境事件的性質。當已知變量的水平和基本社會關系發生根本變化，基本的因果關系被改變，從而使先前的行為和經驗不再適用時，威脅剛性效應將會出現不適應循環，但在其他因果關系穩定的環境中，依賴過去得到經驗強化的理論和慣例往往是有效的。威脅剛性理論起源于心理學和社會學，Staw將其與組織行為學結合后，常被用于解釋企業在面對威脅時的保守行為，并從限制信息處理、集中控制、加強資源保護等多個層面討論了企業在面對逆境時，對既有經營模式保持依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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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獻綜述
本部分針對業績期望差距、數字化轉型、高管團隊社會資本這三個主要研究變量，在概念界定、維度劃分、影響因素、作用效果以及相互關系方面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以期準確把握相關變量的研究進展，為后續理論分析與假設推演奠定文獻基礎。
2.2.1業績期望差距的相關研究
（1）業績期望差距的概念
Cyert和March在1965年出版的《企業行為理論》一書中提出，企業并不是在信息完全對稱的狀態中進行決策的，企業的決策往往是基于一種半自動化的程序，這些決策程序中的核心部分就是績效反饋[19]。業績期望差距的概念就源自績效反饋理論，有限理性的決策者在制定決策過程中，會根據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以及外部環境設定一個目標期望水平，即“能夠令決策者滿意的最小產出”，然后將企業的實際業績與目標期望水平進行比對，從而判斷企業的經營狀態，并據此進行戰略決策[5]。所謂的業績期望差距就是從比較的視角對企業的業績水平進行評價，是企業實際業績與期望目標之間的差值[20-22]。
（2）業績期望差距的維度劃分
企業按照實際業績與期望業績的對比結果，將業績期望差距劃分為兩種狀態，當企業的實際業績高于目標期望水平時，將二者之間的差值界定為業績期望順差，此時企業被認為處于“收益”狀態；而當企業的實際業績低于目標期望水平時，二者之間差值則被界定為業績期望逆差，此時企業處于“損失”狀態，在順逆兩種不同的業績期望差距狀態下，企業往往會選擇不同的戰略和決策方向[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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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22
3.1 業績期望差距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 22
3.1.1 業績期望逆差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 22
3.1.2 業績期望順差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 24 
第4章 研究設計 ....................... 31
4.1 研究樣本和數據來源 ........................ 31
4.2 變量測量 ........................................ 31
第5章 實證結果分析 ............................... 36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 36
5.2 相關性分析 .................................. 37
5.3 多元回歸分析 .......................... 38
第5章實證結果分析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通過描述性統計，對本研究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調節變量的觀測值、均值、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進行整理，初步判斷樣本數據的范圍、分布特征及其合理性。結果如表5-1所示。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根據表5-1對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被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在樣本期間內共有11927個觀測值，其均值為0.0547，標準差為0.0817，極小值為0.0055，極大值為0.4692，表明我國制造業上市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平均程度并不高，并且各企業之間的差異相對較小，整體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但從數據范圍來看，既有少數企業尚未開展數字化轉型，也有少數企業非常重視數字化轉型，將數字化轉型作為變革方向和戰略重點，數字化水平很高。其次，解釋變量業績期望逆差（PAG_N）共有6085個觀測值，均值為0.0375，標準差為0.0590，業績期望順差(PAG_P)共有5842個觀測值，均值為0.0302，標準差為0.0302，制造業當中處于逆差狀態和順差狀態的企業數量和年度大致相當，并且業績波動幅度較小，經營狀況較為穩定。再次，制造業上市企業的高管團隊制度社會資本（Institution）和高管團隊商業社會資本（Business）較高，高管團隊技術社會資本（Technology）則相對較低，均值不足高管團隊制度社會資本的一半，表明高管團隊成員曾在政府機構任職以及同時兼任其他公司高管的現象較為普遍，部分企業高管團隊全員均有政府任職經歷，而高管團隊成員的科研或任教經歷則較少，與高校或科研機構的關聯較為稀疏。控制變量當中，企業年齡、獨立董事比例、高管團隊規模、財務杠桿存在明顯差異性，但其描述性統計特征仍處在合理區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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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結論與展望
6.1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6.1.1研究結論
業績期望差距是衡量企業經營質量的重要指標，對于企業戰略選擇會產生導向作用，從而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施，在這一過程中，高管團隊作為企業決策的制定者，其社會資本也會影響企業對經營狀況的響應。本研究以威脅剛性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為基礎，討論了業績期望差距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以及高管團隊社會資本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并以2011年-2020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1）業績期望差距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①業績期望逆差負向影響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相對于傳統的技術引進，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求企業以穩定的資源支持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企業調整組織結構以適應數字化戰略，投資回報期也相對較長，投入和風險并高。因此面對業績期望逆差所帶來的威脅，企業和管理者的決策更保守，更傾向于依賴以往的慣例和經驗，從而減緩數字化轉型進程。
②業績期望順差正向影響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轉型是基于企業良好的組織氛圍和資源基礎所進行技術引進和組織變革，具有冗余驅動的特征，而業績期望順差所帶來的冗余資源，在幫助企業數字化轉型緩解資源約束的同時，還會產生賭資效應和自我完善的壓力，促使企業尋求更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從而為數字化轉型提供契機。
（2）高管團隊社會資本的調節作用
①高管團隊制度社會資本弱化了業績期望逆差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負面影響，強化了業績期望順差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正向影響。高管團隊制度社會資本能夠通過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緩解業績期望逆差所形成的資源約束和生存威脅，降低轉型失敗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對于業績期望逆差阻礙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會產生弱化作用；在業績期望順差時，高管團隊制度社會資本能拓寬信息渠道，強化企業對數字政策的理解與響應，引導企業將冗余資源向數字化方向傾斜。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