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以股價崩盤風險作為切入點，提供了上市公司違規行為被稽查揭示后擾亂金融市場穩定的證據。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自資本市場建立以來，由于超額違規收益的誘引，導致上市公司違規亂象頻發、屢禁不止，再加上隱蔽且多樣的違規手段、尚不完善的法制建設以及我國普遍“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等既有缺陷[1]，公司違規行為比比皆是、愈演愈烈，甚至會引發群體性敗德行為。譬如，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輔仁藥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以及吳聯模操縱市場案等典型違法違規案例。上市公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其自身的違規行為盡管在較短時期內獲得巨額收益抑或減少付出成本，但究其本質而言，卻是對其他組織及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攫取，是對法律法規和社會道德的背道而馳[2]，該行為不僅損害了二級市場投資者的個人利益及投資信心，更是嚴重阻礙了資本市場的健康運作和長遠發展，違背了新時代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提高上市公司行為規范的發展理念[3]。在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合法合規的經營氛圍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因此，如何更好地規范上市公司行為進而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在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進程中顯得尤為迫切且至關重要。
目前，關于公司違規行為的前因研究已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其研究路徑可歸納為以下兩類：一類是以政府管制、市場特征為主的外部監督效應，已有研究發現公司的外部監管部門[4]、機構投資者[5-6]、公眾媒體[7-8]、同業監督[9]、董事高管責任保險[10]等外部監督機制對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可以起到應有的遏制作用。另一類則是以管理層違規動機為切入點，著重探究以高管多重特征為主的內部治理機制，比如，Khanna等（2015）認為較大的管理層權力提高了違規概率，并降低了違規稽查的可能性[11]；陸瑤和胡江燕（2016）基于中國特色的裙帶關系視角，認為CEO與董事成員之間的“老鄉”關系增加了其違規的可能性[12]；梁上坤等（2020）對董事會斷裂帶與公司違規行為二者關系進行考察，證實了董事會這一重要制度安排的治理效應[13]。亦有部分學者指出，公司違規動因不僅僅局限于單個企業行為，而是行業環境、市場特征與企業行為之間的互動結果[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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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義
上市公司違規現象早以屢見不鮮，違規手段亦是愈來愈隱蔽，違規行為更是屢禁不止，上市公司違規行為作為公司治理領域的熱點和焦點，學術界和實踐界一直致力于尋求公司的違規動因及其具體的傳導機制。業績下滑作為一種負面的績效反饋，將會對高管的決策行為以及公司的外部評價造成最為直接的影響，目前“窮則思變，富則思安”成為主流觀點，基于“變”的兩極性，本文通過研究業績下滑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關系及隱含的傳導機制，不僅可以拓展相關理論的研究外延，而且能夠為有關監管部門提供新的監管方向。因此，本文對負面績效反饋與違規行為的相關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啟示。
1.2.1理論意義
首先，文章有助于豐富業績下滑的相關研究。縱觀以往研究，學者們一方面基于積極變革觀，主要研究了業績下滑對公司創新和戰略變革等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基于消極變革觀，發現了在公司經營不善情境下，高管傾向于將盈余管理作為“粉飾工具”抑或將社會責任作為“戰略工具”等負面現象，即“窮則思騙”假說。但鮮有研究基于中國情境下，對業績下滑與公司違規的關系進行考察和探究。基于此，本文實證檢驗了業績下滑對上市公司違規概率的正向影響，相關結論是對“窮則思變”假說的再檢驗，豐富了業績下滑的后果研究，延伸了負面績效反饋的相關研究。
其次，文章有助于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前因研究進行拓展。目前，學者們主要基于外部制度環境、股權結構、董事制度、高管特征等公司治理維度，展開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治理效應。業績下滑作為一種負面的績效反饋，在高管決策過程中施加業績壓力影響著自身的戰略選擇，是上市公司日常的經營情境。本文基于組織決策情境視角，探究了業績下滑情形下上市公司的戰略傾向和決策抉擇，在尋求積極變革以改變現有困境的同時，公司違規的可能性是否也隨之增加。相關結論豐富了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前因研究，拓展了上市公司違規行為前因變量的研究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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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  理論基礎
2.1.1績效反饋理論
績效反饋理論主要強調了組織經營績效的好壞對未來決策行為的影響，即基于不同的經營狀態，管理層通常會做出不同的戰略選擇。追根溯源，該理論主要起源于企業行為理論，企業行為理論基于有限理性假設認為，由于外部環境、決策者能力等的不確定性以及可利用資源的有限性，在實際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往往通過搜尋信息選擇滿意的備選方案以實現最終目標。基于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對管理層決策行為的研究主題，學者們各抒己見，研究結論莫衷一是。比如，基于心理學視角，前景理論認為決策者的主觀價值函數應為S形，即在面對特定收益時，決策者往往會產生風險規避的決策傾向；而在面對確定性損失時，決策者往往會做出冒險的決策行為。與之相反的是，威脅剛性理論卻認為在面對特定損失的情形下，決策者可能為了規避損失的擴大而采取保守的戰略行動。基于上述分析，在決策者圍繞目標所開展的決策過程中，前景理論和威脅剛性理論均是績效反饋下決策者不同響應機制的集中體現，是對績效反饋理論的延伸和解釋。
績效反饋理論認為，決策者通過期望績效和實際績效的對照來確定后續的戰略抉擇，當實際績效大于期望績效時被界定為期望順差，而當實際績效小于期望績效時則被界定為期望逆差，并基于績效順差和績效逆差刻畫出“反饋—響應”的企業決策模型。前半部分“反饋”機制的關鍵點在于績效參照點的選擇，正如賀小剛等（2015）的研究指出，參照點的選取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以自身業績為參考的歷史期望，這是一種縱向參考點的選取，主要體現了企業的自我對照，按照企業自身的經營狀態，又可細分為是以自身生存為參考依據抑或是以最優績效為參考依據；另一類是以外部競爭者為參考的社會期望，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出于自我評估、自我提升的動機往往不自覺地與別人進行比較，對于一個組織亦是如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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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獻綜述
2.2.1業績下滑的相關研究
公司業績一直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同時也是公司研究領域的重點課題，考慮到現有文獻對公司業績下滑的研究差異，本部分先對業績下滑的內涵進行解釋，再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和整合，系統闡述有關業績下滑的研究現狀。
（1）業績下滑的內涵
良好的經濟效益是企業得以存續的基石，同時亦是企業為之努力的最終目的，尤其對于作為“領頭羊”的上市公司而言，持續保持良好的公司績效既是對廣大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及包括員工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應有回報，又是維持資本市場穩定秩序、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有效舉措，因此，有關公司績效的研究一直作為重點課題備受關注。早在幾十年以前，部分學者就對公司績效的幾種測量方式進行歸納和對照，以便能夠描繪出一個企業的“真實”形象[36-37]。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謝永珍等（2013）進一步構建公司財務和非財務評估體系，試圖對公司績效的研究做更為細致考察[38]。回顧以往文獻，學者們從多重視角或多個維度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探究，以試圖揭開限制公司發展的“黑箱”。譬如：一方面包括外部董事[39]、機構投資者持股[40]、媒體報道[41]、股權結構[42] 、環境因素[43]等在內的外部監督機制；另一方面則是圍繞高管特性、組織特征而展開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如CEO權力[44-45]、組織文化[46]、高管團隊結構特征[47]、董事會制度[48]等維度。
考慮到公司管理層決策并非完全理性、組織資源獲取的有限性以及外部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響，僅僅關注于公司績效的前因研究往往具有較大的局限性。Lan（t1992）基于構建理論模型分析提出，公司行為要受到高管團隊所形成的組織目標或愿望水平的影響[49]。績效反饋理論認為，所取得業績的好壞將會影響著公司以后的戰略抉擇，具體而言：當取得良好的經營績效時，表明公司現有決策較為正確，管理層更加傾向安于現狀[26]；但當經營不善時，管理層將會對現有決策進行反思，以試圖通過戰略調整擺脫現有困境[50]，即“窮則思變，富則思安”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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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假設 ............................. 22
3.1 業績下滑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 .............................. 22
3.2 分析師關注的調節作用.............................. 24
3.3 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調節作用 ............................ 25
第4章 研究設計 .......................... 30
4.1 樣本選擇 ............................... 30
4.2 變量定義與測量 .................................. 30
第5章 實證分析 ................................. 35
5.1 描述性統計 ............................. 35
5.2 相關性統計 ...................................... 37
第5章  實證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
表5-1的Panel A匯報了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中介變量、調節變量及其它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5-1匯報的統計結果可知，公司違規（CFB）的均值為0.132，中值為0.000，表明盡管大多數上市公司依法經營，但產生違規行為的上市公司約占13.2%，間接說明公司違規問題仍不容小覷，另外，這與徐鵬等（2022）的研究分析結果大致相同[154]，表明數據選取相對得當。業績下滑（CPD）中值為1.000，均值為0.542，表明出現業績下滑的上市公司約占54.2%，間接說明經營不善似乎已成常態，仍需要對上市公司的績劣現象做進一步研究和刨析。公司透明度（AFB2）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5、35.870，而標準差高達5.100，說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存在較大差異。此外，分析師關注（FDZ）的標準差為10.057，由此可知，所選樣本的調節變量均存在較大差異，有利于更好地探究其對業績下滑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調節效應。另外，公司成長性（CGP）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685和11.413差異較大，理應作為控制變量進行約束。
在匯報總體描述性統計結果的基礎上，本文又進一步對比了公司是否違規兩種情境下主要變量的均值差異，具體結果見表5-1的Panel B部分。Panel B顯示，公司違規情境下，業績下滑（CPD）的均值為0.573，與未違規的上市公司相比相差0.036，且在5%水平上顯著，業績下滑增加上市公司違規可能性的假設得到初步支持。衡量公司透明度的兩種指標，即AFB1和AFB2，均存在了顯著性差異，并且對于未違規的上市公司而言，違規公司的透明度均較差，間接表明違規的上市公司往往存在著較多的信息披露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將方便于公司實施違規行為，容易陷入惡性的循環，因此，其自身的治理水平有待提升。衡量內部代理成本的兩種指標，即LAC1和LAC2，均通過了組間差異檢驗，并且由結果可知，與未違規的上市公司相比，違規公司擁有較大的代理成本，即公司內部存在著較大的代理問題。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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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結論與啟示
6.1  研究結論
本文以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借助績效反饋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及前景理論等諸多研究理論，引入業績下滑這一變量，對負面績效反饋下上市公司的違規動機和傾向進行邏輯演繹和實證檢驗。另外，以外部監督機制和管理者特征為切入點，探討了分析師關注和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業績下滑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所造成權變影響。為深入探究負面績效反饋的作用機理，通過引入公司透明度和內部代理成本兩個中介變量，揭示了公司透明度和內部代理成本是業績下滑提高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發生可能性的部分傳導路徑。此外，為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負面效應進行驗證，本文以股價崩盤風險作為切入點，提供了上市公司違規行為被稽查揭示后擾亂金融市場穩定的證據。
第一，業績下滑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具有正向影響。業績下滑作為一種負面績效反饋，通常帶給管理者過多的績效壓力，進而加大了上市公司違規的可能性。一方面，在面對外部質疑和自身損失時，管理者為緩釋所面對的績效壓力，可能更傾向于產生短期逐利的決策傾向，即采取各種違規手段以確保業績盡快扭轉；另一方面，通過違規收益與違規成本的對比，基于前景理論，業績下滑強化了管理者的風險偏好，管理者出于心理預期下的損失厭惡動因增加違規概率。此外，進一步研究發現，上市公司違規行為被稽查揭示后增加了股價崩盤風險，擾亂了正常的金融市場秩序。
第二，分析師關注對業績下滑與公司違規行為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分析師作為連接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信息橋梁，是資本市場監管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分析師憑借獨特的信息分析能力，可以對上市公司的經營行為和信息進行專業解讀，面對公司欺詐行為，分析師作為外部監督力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揭發作用。因此，當分析師關注水平較高時，業績下滑對公司違規的影響將會減弱。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