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筆者認為面對新一輪的國內改革和國際形勢，我國金融安全面臨諸多新挑戰與新機遇，必須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暢通“外循環”同時，優化“內循環”資源配置，促進“內循環”和“外循環”之間良性互動，保障中國金融安全的長遠發展。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了金融的國際化進程，國民經濟總體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雖然我國已成為重要的金融大國，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遭受逆流，疫情攪動全球博弈，地緣政治風險攀升，國際金融安全面臨新挑戰；隨著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要求與自我改革需要，國內潛在的高杠桿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等因素對金融安全的威脅同樣不可忽視。由此可見，隨著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要求與金融體系自我改革需要，我國金融安全正承受著來自外部沖擊與內部壓力的雙重風險挑戰。
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革，中國始終堅守歷史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地推進對外開放，以強化國內外經濟的聯動效應為核心，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的雙重要求，全面筑牢風險防線，積極應對各類挑戰。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了“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構想。隨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到了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要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與穩定性，同時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與效率，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還指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是解決我們如何在動蕩的、充滿了危險的國際金融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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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綜述
1.2.1“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相關研究
1.2.1.1“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論研究
自“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后，學術界圍繞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激烈探討，產生了大批的研究文獻，主流思想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最重要的理論依據（鄭尚植和常晶，2021）[1]。其中，魯保林和王朝科（2021）[2]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資本循環理論，從理論、歷史、實踐等角度，提煉出關于經濟循環的學術命題，作為分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論框架。周小亮（2021）[3]則提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應以生產方式變革為理論邏輯基礎，并從社會再生產的辯證統一中找準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問題。另有研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國內大循環的實現邏輯是相對剩余價值理論，且該理論的一般規律適用于中國（劉洪愧，2021）[4]。
另有學者立足宏觀經濟學視角，深入探究大國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及國際貿易等理論。其中，大國經濟發展理論主要沿襲斯密和馬歇爾范式，強調內需驅動的大國發展模式具有規模性、多元性和內生性等特征，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歐陽峣，2021）[5]。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內需和外需都構成有效需求，從而能促進一國的經濟發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與經濟成長階段相適應的更加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陳甬軍和晏宗新，2021）[6]。國際貿易理論深入剖析了雙循環聯動發展的內在機理，為實踐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劉元春，2020）[7]，尤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構成“雙循環”發展的理論基石。（楊英杰，2021）[8]。錢學鋒和裴婷（2021）[9]認為堅持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現需求、供給與進口良性互動，依托國內市場發展出口貿易，將國際循環融入本國經濟，推動國內外市場與循環聯動發展，乃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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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基礎與影響機制
2.1相關概念界定
2.1.1“雙循環”
自2020年5月，“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被首次提出后，政府會議及相關文件多次從創新、開放、改革等角度闡述其背景、優勢、短板與重點。“十四五”規劃《建議》也強調要加速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導，同時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從而明確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本概念。次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一文中，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行了更為系統、詳細地闡述。文章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主自強，全面加強對科技創新的部署，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要條件。
基于相關文件對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說明和闡述，學術界許多學者進一步針對“雙循環”中的內循環和外循環的內涵進行界定。陸江源（2020年）[68]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剖析價值創造過程，將國內循環與國外循環區分開，認為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不存在交集。賈根良（2020）[69]從貿易平衡的角度出發，提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立足于國內大循環，實現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之間的暢通和平衡。趙文舉和張曾蓮（2022）[19]認為“內循環”是需求端和生產端的良性循環，“外循環”則是內外需、進出口以及外資引進和對外投資的協調發展。黃群慧和倪紅福（2021）[17]提出，“內循環”和“外循環”均體現為需求側和供給側的經濟循環。張帥等（2022）[13]從省際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視角深入剖析內循環和外循環的內涵。張少軍等（2023）[70]則從省際貿易利得和國際貿易利得方面解釋內循環和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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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由前文論述的金融危機與金融安全的關系中可知，金融危機是金融不安全累積的極端表現，威脅金融體系和制度安全，甚至損害金融主權和國家安全。因此，金融危機理論是金融安全理論的重要基石。
金融安全問題的提出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然而西方學者在18世紀就開始嘗試對金融危機展開研究。從金融危機理論的研究的發展過程來看，傳統金融危機理論是將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自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金融危機的研究重點已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雖然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在成因和后果上均存在較大差異，但傳統的金融危機理論仍對現代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2.2.1傳統金融危機理論
1929—1933年大危機后，西方學者開始系統研究金融危機理論。1993年歐文費雪（Irving Finsher）提出，過度負債與通貨緊縮并存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他從實體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為實現商業擴張，而向銀行過度借貸，當經濟陷入衰退時，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銀行債務難以回收，致使銀行收縮信貸，引起通貨緊縮。同時，企業為了清償債務被迫低價拋售資產，造成物價水平下降，導致企業資產凈值進一步下降，通貨緊縮更加嚴重，進入“債務—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從而爆發金融危機。
直至1963年，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de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失誤。貨幣政策是調節一國貨幣供給的重要手段，失誤的貨幣政策會加劇輕微的、小規模的金融風險，進而引起金融危機。比如，銀行為了應對突發事件而增加準備金，此時中央銀行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給進一步減少，市場利率上升，提高銀行籌集資金的成本，長此以往可能會造成大量銀行破產倒閉，引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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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金融安全現狀分析 ......................... 24
3.1 國際金融安全現狀分析....................... 24
3.1.1 人民幣匯率指數企穩回升 .............................. 24
3.1.2 國際資本流動規模持續擴大 ................................. 25
第四章 國家金融安全指數合成與分析 ............................... 35
4.1 評價體系構建 ...................................... 35
4.1.1 體系構建思路 ..................................... 35
4.1.2 指標具體說明 ........................ 37
第五章 國家金融安全狀態識別與預測研究 ......................... 63
5.1 國家金融安全狀態識別............................... 63
5.1.1 層次聚類分析法原理 ......................... 63
5.1.2 狀態識別結果分析 ............................. 64
第五章國家金融安全狀態識別與預測研究
5.1國家金融安全狀態識別
為進一步研究我國金融安全處于何種狀態，本文選用層次聚類分析法劃分安全指數區間，識別每年國家金融安全指數狀態。層次聚類算法具有無需預先指定聚類數目、不同類間距離度量的方法選擇對聚類結果影響不大等優勢，適用于有層次屬性的連續性分類樣本數據，對前文合成的國家金融安全指數具有適用性。
5.1.1層次聚類分析法原理
層次聚類（hierarchical cluster）是一種采用自下而上聚合策略的層次聚類算法，初始階段每一個樣本視為一個初始聚類族，根據選擇的類間距離算法，逐步合并距離最近的聚類簇，以此類推直到所有樣本合并在同一個類族，則聚類結束。本文采用平方歐式距離來度量樣本的相似度，沃德聯接法計算類與類之間的距離。

國際金融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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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過程中，以內循環為主體，國際與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作用下，我國金融安全正面臨著國內外各種機遇和挑戰。鑒于此，本文系統梳理了國內外文獻研究及相關理論，基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視角，實證分析國家金融安全指數的合成與預測問題。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各維度指標對國家金融安全指數的解釋力度存在差異。首先，在國內金融安全維度，利率波動和股票價格波動對國家金融安全指數的貢獻率是整個指標體系中位居前列，是影響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經濟基本面向好（GDP增速）和精準有效的貨幣政策調控（M2增長率/GDP增長率）能夠有效促進國內金融安全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國際金融安全維度，外匯儲備的大量增持或流失不僅會影響匯率波動還會直接影響外債風險，因而外匯儲備成為衡量國際金融是否安全最重要的指標，同時以外債負債率和外債債務率衡量的外債風險對國際金融安全的影響也較為顯著。最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的“外循環”指標和“內循環”指標對國家金融安全指數的貢獻率達到12.3%，其中“內循環”指標較“外循環”指標更為重要，說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發展對我國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且增強內需更有利于保障國家金融安全。
第二，國家金融安全指數呈總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具體而言，2010—2020年期間，“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維度綜合得分上升趨勢最為顯著，國際金融安全方面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而國內金融安全方面則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性，主要源于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存在較為明顯的周期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后，2021年的國家金融安全指數達到研究期內的最高水平，表現為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和對內貿易總額均實現大幅上漲，“外循環”指標和“內循環”指標均實現較大漲幅。然而，受疫情沖擊滯后效應的影響，2022年我國各部門債務杠桿加重，經濟復蘇壓力較大，內需和外貿均有所下降，再加上烏克蘭危機升級、單邊主義抬頭等國際因素的威脅，國家金融安全指數有所回落。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