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先后發起新公共管理運動，旨在解決政府財政赤字、服務滿意度下降、執政效率低下等問題。在此影響下，績效管理、績效評估、績效審計等相關理論被紛紛引入公共管理的實踐當中，政府績效審計也應運而生。20 世紀 90 年代，我國學者逐漸將政府績效審計引入國內，但始終沒有得到重視。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仍處于起步階段。建立“陽光型”、“服務型”、“責任型”政府的需要。2012 年以來，我國正不斷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陽光型”、“服務型”政府。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注黨風廉政建設，堅持反腐倡廉。在“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等一系列政策出臺的背景下，政府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人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也成為了時代熱詞，這就對政府的行政準則提出了更多層次的要求。因此，如何提高政府經濟活動的效益，如何提高政府的執政效果，如何評價政府的行為舉措，如何明確政府責任，成為人們越來越關注的話題，然而相關的政府績效理論卻相對滯后，無法指導實踐。資金使用規范性的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人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對納稅人的認識和理解也越來越深刻。作為普通納稅人，我國人民越來越關注政府財政支出的合理性。這必然要求我國在政府績效審計方面做出更為深入的研究，來滿足公眾對政府績效審計的需求。當下我國已經逐漸意識到政府績效審計的重要性，但政府績效審計的實施效果卻并不理想，這當中也包含著復雜的客觀背景與原因，想要提高政府績效審計的實施效果，并不是只需單純解決政府績效審計的問題，要理清頭緒，找準著力點，深度挖掘，不斷改善，多方發力，才能順利推動政府績效審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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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本文采用了文獻研究法、調查問卷法、專家訪談法、結構方程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力求通過各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使文章的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更為科學合理。對于政府績效審計，之前的學者已經做過部分研究，雖然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研究還不夠成熟，理論研究成果也相對匱乏，但這并不代表前人的研究沒有取得有效的成果，不能抹殺掉前人研究的寶貴價值。綜合看我國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我國學者對政府績效審計的發展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并且為今后的政府績效審計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此外，國外的相關研究也較為豐富，為本文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為了探索政府績效審計實施效果的影響因素，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大量閱讀，對政府績效審計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借助以往的研究，對政府績效審計進行了綜合性的界定。此外，通過文獻的閱讀與研究，了解了政府績效審計之所以產生的深刻的理論基礎，以及其研究現狀與發展歷程。通過對政府績效審計全方位、深層次的了解，由參考文獻中對政府績效審計實施效果的研究，并輔助以專家訪談法，總結實施效果的影響因素，并為數學分析部分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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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概念界定及相關理論

2.1 政府績效審計概念界定
由于各國從不同的角度對政府績效審計進行理解，因此各國對政府績效審計概念的界定也有較大的差別，至今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概念。加拿大的政府績效審計被稱為“綜合績效審計”，澳大利亞稱“效率審計”，英國則稱之為“價值為本審計”，在瑞典稱之為“效果審計”，只有美國采用“績效審計”的說法[1]。不同的稱謂體現了不同國家在政府績效審計方面的側重點不同。本文結合了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作者對績效審計定義：我國的審計部門和審計人員，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運用各種綜合性的技術和方法，對政府部門和其他使用公共資金的單位行為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進行審計評價，從而使其社會效益增值的活動[2]。概念以“3E 理論”為核心，明確關于政府績效審計以下 4 方面的內容：1、政府績效審計的主體是審計部門或審計人員，其中既包括了審計署、地方各級審計局、審計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包括了社會審計機構、審計師等。也就是不僅有來自政府內部的審計，也應當包括來自的社會的外部審計。2、政府績效審計的客體是政府部門和其他使用公共資金的單位行為。政府部門和其他使用公共資金的單位中包含了政府各部門、事業單位、國有或國有控股的企業以及擁有國有資產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和機構。一方面，這類機構、單位的全部或部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國家的財政資金；另一方面，這類機構、單位帶有一定的公益性。其中對于非行政單位、事業單位的組織機構，可能盈利仍然是首要的經營目標，對環境、社會民生等方面的貢獻相對有限，但其經營的目的中仍然包含著對社會公眾的公益性成分，與純粹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有本質上的區別，本文仍將這部門組織機構納入到政府績效審計中被審計單位的范疇。由于政府績效審計的被審計方較多，在本文的論述中統一稱之為政府部門，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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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績效審計理論基礎
1973 年 Ross 最先提到了委托代理的概念，他認為當委托方委托代理方行使某些決策權時，委托代理關系就隨之產生了[3]。1976 年 J·Michael 和 W·Meckling正式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論。他們認為委托人委托代理人從事某項活動，并授予代理人一定范圍內的決策權，代理人通過代理行為獲得相應的報酬[4]。除此以外，在委托代理理論中，代理人通過代理活動獲取的收益應屬于委托方。委托代理理論是過去 20 年間契約理論發展中最終要的理論成果，委托代理理論試圖通過設計完善的契約關系，從而降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委托代理成本。委托代理關系屬于單方面發生關系，即只需要委托人單方面產生代理委托代理意愿并授權，即可產生。但在委托代理關系結束時，只要委托人表示撤銷委托或代理人表示辭去委托，即委托人與代理人單方或雙方表示退出委托代理關系時，即可結束。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方是資源的擁有著，而代理方占據著信息優勢。委托方與代理方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代理方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而委托方處于信息劣勢。這種信息不對稱，在信息內容方面包括了行動和知識雙方面的不對稱，在發生時間方面也存在著簽約前和簽約后的不對稱。同時，委托方與代理方的最終目標往往不一致，雙方各自希望自己得到的效益達到最大化，這兩個目標在實際情況中往往無法實現統一。正由于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稱和行為目標的不統一，導致代理人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也就是代理人會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犧牲委托人利益的情況。公共委托代理關系是委托代理關系與公共管理相融合的結果，是委托代理理論深入發展的分支產物。在一個國家中，公眾是國家公共資源的最終擁有者，公眾有權決定國家的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但是因為各種客觀條件的約束，公眾不能直接行使國家權力，不能直接利用公共資源。因此，公眾需要委托政府進行管理，由此便產生了委托代理關系。在我國，存在著一條委托代理鏈，人民將管理國家資源的權利委托于權利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做出決策后，再委托國務院進行管理，國務院通過委托各部委逐級向下委托，通過從國家到地方這樣一條委托代理鏈，將各種管理措施、政策執行下去，并最終服務于人民，也就是委托代理的最終收益歸屬最初的委托方。從整體上看，是人民將國家資源的管理委托給政府，廣大人民是委托人，政府是代理人，人民是國家資源的擁有者，而政府具有信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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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假設及概念模型構建 ..... 18
3.1  觀念與認識程度 ........ 18
3.2  體制與機制健全度 .... 20
3.3  規范完善度 ...... 22
3.4  審計組織成熟度 ........ 24
3.5  概念模型構建 ....... 26
第 4 章  實證研究 ....... 28
4.1  方法簡介 ..... 28
4.2  問卷設計及描述性統計 ....... 29
4.3  數據分析 ..... 30
4.4  討論分析 ..... 35
第 5 章  結論分析及建議提出 ........ 37
5.1  結論分析 ..... 37
5.2  提出建議 ..... 40

第 5 章 結論分析及建議提出

5.1 結論分析
本文的第 4 章，通過結構方程對所收集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對已提出的假設進行了驗證，得出所提的四個假設中，有三個假設成立，一個假設不成立的結果。本章將結合文獻與實際情況，對數據處理結果的原因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針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實施過程中的若干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本文的研究中，假設 H1“觀念與認識程度對政府績效審計實施效果產生正向影響”在顯著性上未達到標準，因而假設未得到數據支持，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的績效審計附屬于財務審計，審計部門長期的慣性思維認為績效審計的核心是財務審計，甚至對績效審計和財務審計不加區分，本文的調查問卷中，有題項提出“政府績效審計應該摒棄以財務審計為主的意識”，對于此題的答案選擇，在所收集的數據中呈現出答題者觀念的不一致性，有些答題者非常贊同這一說法，而有些答題者則選擇繼續持有傳統工作理念。這說明在“觀念與認識”維度中，針對此題項的認知程度，各審計專業人士是不一致的。其次，傳統觀念認為既然是進行審計，則應重視具有經濟效益的生產部門（如國有企業）的審計，而如政府等的非盈利部門不存在經濟效益問題，因而開展績效審計工作的意義并不大。可是，在實際情況中，政府機關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在其實行自身職能的過程中方方面面都會涉及到納稅人的切身利益，政府機關雖然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政府機關本質上為社會提供的是服務型產品，間接影響著社會經濟效益的產生，其績效審計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的問卷中，有題項提出“相對于國有企業，更需要重視對政府部門和非盈利機構的績效審計”，這一問題的答案從數據反應來看是比較一致的，大多數人對此持贊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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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本文的緒論和理論基礎部分，筆者通過對政府績效審計相關概念的梳理與總結，明確了政府績效審計的內涵與意義，并以此為基礎，延伸至政府績效審計的相關理論，通過對委托代理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等政府績效審計基礎理論的論述，奠定了本文的理論基礎，也從中引出了本文的研究方向與研究目的。從本文的第 3 章開始，筆者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與總結，對前人的研究做出比較精確的劃分和概括，為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和建立的政府績效審計影響因素模型打下了良好的理論與文獻基礎，為模型中各個因素維度的提出確立了理論背景。文章的第 4 章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通過對問卷所收集的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在信度與效度都合乎標準的基礎之上，計算出了模型中各個影響因素對因變量“政府績效審計實施效果”的影響系數，從而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探索出了政府績效審計影響因素的構成，使得文章的研究假設得到驗證。第 5 章作為討論與分析部分，筆者結合第 4 章的有關數據，對模型中各因素如何對因變量產生作用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與討論，為本文做出了結論性總結。第 6 章為研究總結、局限性與研究展望，在總結全文主體脈絡后，論述了本文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以及今后需要增進與完善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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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