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從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來看。首先，經濟全球化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為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各國招商引資政策對外國企業的吸引，貿易自由化等，使世界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增強了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反過來又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其次，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企業擴大產品市場，節約運輸成本，跨越貿易壁壘，獲取技術和生產要素，如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等，使企業和本國經濟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因此，各國紛紛制定鼓勵本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世界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正蓬勃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由發達國家先起，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崛起，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逐漸成為世界各國較為普遍的經濟行為，而且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勢頭尤為強勁。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現狀和重要性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存量和流量持續上升，增長勢頭強勁。從表 1-1 和表 1-2 中可以看出，2013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流量為 1078.4 億美元，較上年增長 22.8%。其中，金融類占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 14%，金額為 151 億美元，同比增長 50%；非金融類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 86%，金額為 927.4 億美元,同比增長 19.3%。大約 1.53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外設立境外企業 2.54 萬家，境外資產總額近 3 萬億美元，按流量排名位于全球第三，占全球流量的 7.6%。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 6604.8 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 2.5%，位居世界第 11 位。但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存量規模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僅相當于美國的 10.4%，英國的 35%，德國的 38.6%，法國的 40.3%，日本的 66.5%[1]。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和行業不斷拓寬，但仍存在著地域集中和行業集中的特點。投資主體逐步向多元化發展，不少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在境外投資取得了成功經驗，但投資主體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主，且某些企業的競爭力較弱。目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國內市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因此海外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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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內容與結構安排

本文的研究包括兩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基于周邊國家在我國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戰略意義和經濟因素，尤其是金融發展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作用，主要研究周邊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中經濟因素發揮的作用。因此，通過建立以經濟因素為解釋變量，以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入為被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可以得到經濟因素對目標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中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文化和發展階段，其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表現出特殊性。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之前我們得到的經濟因素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否適用于中國呢？如果存在差異，那么導致差異的原因是什么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建立了以相同經濟因素為解釋變量，以中國對周邊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被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進而得出經濟因素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殊規律。并通過對比兩個面板數據模型的計量結果，進行經驗分析。 由于 2000 年以前，中國的對外投資發展水平較低，增速較平穩。2002 年以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有了巨大得飛躍，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并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起步摸索階段，由于經驗的不足，為了增加成功率，首選之地便是周邊國家。因此，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投資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本文選取 2002 到 2013 年的數據，以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日本、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這 12 個國家為研究對象，以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入為因變量，以經驗累積、市場規模、開放水平、制度質量為控制變量，考察通貨膨脹率、國際資本流動風險、金融發展這三個經濟因素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及顯著性水平。并將所得結論作為經濟因素在該區域對外直接投資中發揮作用的一般性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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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較早，開始于 19 世紀 60 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使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理論研究和成果十分豐富。最初的理論和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上。隨著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發展中國家也逐步涉及對外直接投資領域。但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于是大量研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理論和文獻大量出現。本文基于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并著重考察了東道國經濟因素的作用。因此，相關的文獻部分整理也是基于上述思路。 

 

2.1 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綜合分析 

陳恩(2011)等利用 2007-2009 年中國對 103 個國家或地區的直接投資數據，建立面板數據的對數線性模型，考察了市場規模、政府開放程度、資源、制度、金融風險、地理距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導向為主，市場規模對投資的影響是顯著的，而匯率、通貨膨脹率、投資保護制度、自然資源稟賦與距離不是主要影響因素[3]。鄒婷等指出投資東道國國內的基本情況，如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勞動力工資率、城市化進程、科技創新水平、產業結構、集聚效應和政策制度等都會對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決策產生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同[4]。黃靜波(2009)等分析了我國外 1982-2007 年對外投資流向，結果表明：出口、能源需求、國民生產總值、制造業指數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正效應，并且出口、能源需求的變化對我國 OFDI 的影響效應最大；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存在顯著的規避貿易壁動機，我國的經濟制度對企業的對外投資不存在推動作用[5]。宋維佳，徐宏偉(2012)利用 2005-2009 年中國與 51個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的面板數據為樣本，考察了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其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的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對外開放度、貿易聯系對中國的 OFDI 具有顯著影響；而市場規模、工資水平、匯率水平、地理距離的影響不顯著[6]。程惠芳，阮翔(2004)，利用中國對 32 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通過引力模型進行橫截面回歸，其結果表明：人均國民收入、經濟規模、雙邊貿易量對 OFDI 具有 正效應，而地理距離對 OFDI 具有負效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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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濟風險與 OFDI 

東道國經濟因素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東道國的經濟狀況和相關指標的變動會引起外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做出相應的反映。而且東道國經濟的不穩定引發的經濟風險對外國企業的影響也十分深刻。經濟風險通常是指東道國宏觀經濟的基本指標發生變化時，投資者或債權人面臨的資產損失的可能性。長虹在美遭遇的欺詐事件、中航油事件、中國在利比亞危機中巨額損失事件等，都充分說明了經濟風險對我國投資海外的重大影響。 廖新林(2014)等利用門限模型，對我國 2000-2012 年對非洲直接投資和東道國的經濟風險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非洲東道國的經濟風險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負效應，即，抑制作用。而且隨著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這種抑制作用會增加，而且是顯著的。進而對我國企業提出加強風險意識，強化防范和化解風險措施的建議[13]。程惠芳(2014)等基于后金融危機背景，基于模糊一致矩陣，考察了宏觀經濟風險、GDP 變化率、利率和破產企業指數對 OECD 成員國的影響程度，并進行排序，提供了衡量宏觀風險的一種思路和方法[14]。王海軍，齊蘭(2011)在國家風險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并通過國建立計量模型，檢驗和分析了東道國國家經濟風險與中國 OFDI 的長期均衡關系。結果表明：東道國國家經濟風險對我國的 OFDI 具有顯著的負效應，國家經濟風險指數每增長 1 個百分點， OFDI 存量將增長約 0.54 個百分點。并且，控制變量中經濟增長和政策對 OFDI 具有正效應，而實際利率、匯率、出口依存度對 OFDI 具有負效應。進而提出加強國家經濟風險評估預警系統建設、建立健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體系化解國家經濟風險不利影響的政策建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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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道國經濟因素對 OFDI 影響的一般規律 ......... 19 

3.1 變量選擇及說明 ..... 19 

3.1.1 被解釋變量 ...... 19 

3.1.2 解釋變量 .......... 19 

3.1.3 控制變量 .......... 21 

3.2 模型設定 ........... 25 

3.3 計量結果分析 ....... 27 

3.4 小結 ...... 32 

第四章 東道國經濟因素對中國 OFDI 影響的特殊規律 ..... 33

4.1 模型設定 ........... 33 

4.2 計量結果分析 ..... 34 

4.3 小結 ............ 37 

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 38 

5.1 結論 ............ 38 

5.2 政策建議 .... 40 

5.3 展望 ............ 42 

 

第四章 東道國經濟因素對中國 OFDI 影響的特殊規律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由于其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往往是由政府主導，而且表現出特殊性。那么，第三章中我們得到的世界范圍內的企業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投資時，經濟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是否與中國在這些國家進行 OFDI 時相同呢？為了驗證上述疑問，本章將建立與第三章相對應的面板數據模型，來考察經濟因素對中國 OFDI 的影響。 下面我們針對中國對周邊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進行計量分析。為了便于比較分析，我們仍選取上一章的自變量，即，對外直接投資競爭程度 FDI(-1)、市場規模（PGDP）、經濟開放程度（TRAF）、制度質量（POL）、通貨膨脹率（INF）、國際資本流動風險（LID）、金融發展水平（STO）。因變量選取中國對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來源于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4.1 模型設定

按照第三章的數據處理方法，把 OFDI 一階差分后通過 LLC 和 ADF 單位根檢驗，然后將差分后的序列繪制時序圖，發現不存在截距效應，因此我們建立過原點的混合面板數據模型，其中,OFDI 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DI-1為上一期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入 PGDP 為市場規模，TRAF 為開放水平，POL 是制度質量，INF 為通貨膨脹,LID 為國際資本流動風險，STO 為金融發展水平，μi為隨機誤差項。 計量結果表明，東道國的通貨膨脹率對中國的 OFDI 存在負效應，但不顯著。雖然通貨膨脹率在影響中國 OFDI 的效應與其他國家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不同，但都是不顯著的。通貨膨脹率對中國OFDI 存在負效應表明，中國在周邊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通貨膨脹率能夠影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收益。通貨膨脹率越高，中國企業獲得的實際收入越少，對外直接投資越少。反之，通貨膨脹率越低，中國企業獲得的實際收入就越多，對外直接投資就越多。但在實際對外投資過程中，通貨膨脹率對中國企業決策的影響是不顯著的，并不會作為是否投資的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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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從上表中看出，中國與世界在周邊國家進行投資時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1.影響效應和顯著性完全相同。市場規模和制度質量對世界和中國的對周邊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是效應還是顯著性是完全相同的。 （1）市場規模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可見，世界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都存在市場尋求動機。 （2）制度質量存在負效應，即在周國周邊國家進行投資時，東道國的制度質量越低越有利于外國企業獲利，從而增加投資。但制度質量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的負效應不顯著，說明制度質量雖然是不為企業所掌握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但投資中國周邊國家時，其影響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2.影響效應和顯著性完全不同。國際資本流動風險、金融發展和開放水平這三項指標對于中國和世界而言，無論是影響效應還是顯著性水平都是完全相反的。 （1）國際資本流動風險。國際資本流動風險對其他國家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而對于中國在周邊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正效應，而且不顯著。這表明，其他國家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投資時，國際資本流動風險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而由于地理鄰近或出于戰略目的的需要，國際資本流動風險并不作為中國對周邊國家進行投資的決策要素。 （2）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對世界其他國家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正效應，即世界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資本尋求動機。但根據本文模型得到的結果顯示，這種動機并不是顯著的，并不是推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主要動機。金融發展對中國在周邊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負效應。這與東道國的特征和中國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 （3）開放水平。東道國的開放水平對其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寬松的政策和貿易環境更容易外國企業的進入，這是外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考察因素。而東道國的開放水平對中國而言具有負效應，這與本文所考察的目標國家有關，并且說明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存在替代關系，地理鄰近可以使中國通過出口開拓東道國市場而無需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說明中國周邊國家的開放程度并不改變中國的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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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